“我曾是一个重度吸烟者，烟龄10年，但吸烟也带给我许多疾病困扰。”不羁先生回忆吸烟史时称，“3年前的一个炎夏日，我在杭州钱塘江边终于悟道：吸烟不自由，而只有戒烟才能真正重获自由，不受烟瘾的羁绊和折磨，所以我的名字也叫不羁。”

曾经是海康威视海外事业部创始人，如今将所有精力投入在戒烟、控烟事业中，不羁先生是诸多用实际行动呼吁“无烟中国”群体中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控烟早已上升为国家级行动，但仍面临巨大挑战。早在2013年12月29日，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近年北京、上海等地相继出台史上最严禁烟令。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尽管中国已经有部分城市实施了市级的全面无烟立法，烟税也提高了一些，大概占到烟草零售价格的50%左右，但还没有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75%的水平。

业内人士的普遍共识是，禁烟活动才刚刚开始。

烟瘾是一种疾病

“中国的吸烟人口已超过了3亿，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超过了28%。”中国疾控中心原主任王宇透露的一组数据显示，有7.4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癌症、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最主要的疾病负担，吸烟是最主要的风险因素之一。

因此，控烟的意义不仅是预防恶性肿瘤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重要措施，也是降低社会公众疾病风险的最直接手段。

第一财经记者也注意到，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重大行动》中的15项活动，控烟活动就位列第四。

作为如今的戒烟达人，从前的不羁先生称得上是一个抽烟专家。“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可以抽上5包烟；而由于之前我负责公司的海外市场部门，去过全球超过40个国家，抽过100多种不同的烟，也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雪茄。”

“但这样的过程却让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不羁先生感慨，“尤其是嗓子特别不舒服，而由于我从事市场销售需要经常讲话，嗓子则是我的工具，这就使我非常困扰；当然，在这期间我也尝试过戒烟，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直到后来我对自己作了深度剖析，采用了一定的心理学戒烟法。”

在不羁先生看来，戒烟其实也是戒除心瘾的过程。“我理解的吸烟者，他们不是真的喜欢吸烟，也并不享受，而是因为不得不吸，他们要通过吸烟去缓解烟瘾发作的难受感。”

作为控烟大军中的一员，上海普陀区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医生史兆雯的加入还要缘于其父亲的一段诊疗经历，“父亲60多岁就有超过40年的吸病史，由于最近咳嗽，去医院检测出肺炎症状，就安排了住院；而在常规体检中又发现了血糖问题，检测完血管情况后查出了极其严重的冠心病。”

“当时父亲已是三支病变，连手术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只有让他立即戒烟，并最后做了一个冠脉搭桥手术。”史兆雯说，“从开始的咳嗽到后期的检查2周完成，如果我不是专业医生，真正等到心肌梗塞、或者肺癌再去治疗疾病就得不偿失了。”

如今，史兆雯也同时兼顾了该医院的戒烟门诊。“戒烟门诊是大众最直接最能伸手可及的公共卫生临床戒烟服务，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也更易建立标准化治疗。”目前，包括瑞金、仁济等在内的36家沪上医院已全面开展戒烟门诊医疗服务。

戒烟药物能否纳入医保？“国内目前主流的戒烟药物有尼古丁替代剂、伐克尼兰、安非他酮，这些都还没被纳入上海医保名单，需要自费购买。”但史兆雯也提到，当前社会越来越认同烟草戒断综合症（俗称“烟瘾”）是一种疾病，相关药物未来有望进入医保名单。

如何引起潜在治疗对象的关注则是戒烟门诊的阻碍。“从传统就医流程看，等待病患主动就医不利于潜在治疗对象的就诊；同时，现有文化对尼古丁依赖症的不熟悉、不理解也是一代问题；走入社会宣教就非常有必要。”

以综合干预为方式、风靡美国多年的QuitSmart戒烟项目正在国内落地。“在我们的课程中，无论是准备戒烟还是用尼古丁替代药物，最关键还是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戒烟愿望；如果一个人非常犹豫要不要戒烟，那尽管他不抽烟身体还是会很痛苦。我们也有工具、方法来避免复吸，全球范围内成功率达66%。”QuitSmart 认证教练欧立志先生说。

仅靠法规远远不够

2013年底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文化场馆、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然而，6年时间过去了，我们看到还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和执行。”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健康促进与宣传教育所副所长何琳说。

除了将“坚持以预防为主”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之外，制定控烟领域的法条，有助于通过强制性约束来逐步解决预防问题。

“控烟领域的全面提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立法。” 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姜垣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控烟立法以后，人均吸烟率降低了1.1个百分点，上海则在国内率先将吸烟率控制在19.9%（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是20%）。”

据统计，截至2019年12月，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24个城市立法（修法或新立法），实施了控制吸烟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受到法律覆盖的民众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5%。

为了让更多的吸烟者戒烟，法律约束则还远远不够。“在多个控烟条例中，公共场所下禁烟是首条；而一些如提高烟草税率、提高烟草价等消费税改革措施也很重要。”姜垣说，“控烟政策如同一个水桶，这里面有各项政策，而戒烟服务则是其中的短板因为毕竟是要政府进行花钱投入的，见效就会比较慢。”

为此，上海的做法则是多部门联动、社会共治。“史上第一次，15岁以上成人吸烟率被控制在了20%以下。”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卫健委健康促进处处长王彤说。

王彤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除了上述所说由“一张网”通过沪上36家医院戒烟门诊对吸烟者进行覆盖之外，2020年还将发布“一幅图”，即上海控烟电子地图；“地图上，那些违反公共场所控烟条例的单位、地区会有明显的显示度，这样可以进一步加大执法及社会舆论监督。”

“最近，我们还在考虑如何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控烟的范围；包括针对进博会、花博会等大型活动都将建立控烟标准。”王彤说，“接下来，还有围绕怀孕宝妈创造无烟环境的活动；十月怀胎，爸爸要戒烟，爷爷、外公都要戒烟。”

另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在上海拓新健康促进中心近日推出的一体化戒烟服务公益项目中，项目方为企业等主体建立戒烟互助小组，提供专家解惑、肺癌筛查、戒烟药物等8大领域，第一阶段将覆盖5000名有意戒烟人士。

一面是灵活多元的机制，一面则是企业、公益组织等各方机构参与来改善体制。

“了解到中国有些烟民不希望通过药物戒烟，我们的一整条产品线就包括了口香糖、喷剂、戒烟软件等来协助。”强生中国肺癌中心负责人杨炜告诉记者，“中心引进了肺癌早诊产品，希望结合低剂量螺旋CT，帮医生更好地判断肺部结节的良恶性。”

此外，吸烟员工的健康关怀也逐步为企业所重视。“我发现我们的大楼里出现了年轻化的吸烟趋势，尤其是从事销售、市场的年轻同事，工作压力大，他就会在休息的时候抽一根烟。这个过程中，如何帮助去除他的成瘾性，通过怎样的活动对他疏导、影响都非常重要。”立邦工会主席冯海如是称。

据《柳叶刀》和《2018中国成人烟草报告》提供的数据，从2003年至2018年，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青少年、妇女吸烟率上升。我国15~24岁青少年吸烟率由8.3%上升到18.6%，其中男性青少年吸烟率达到34%。

“当前控烟工作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青少年易于接触烟草和各种衍生的产品，一旦开始吸烟，大部分将成为终身吸烟者。”王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