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险改制后的农信社统一换上“农商行”的新牌子。南方日报记者徐昊摄

编者按：加快农信社改制农商行，是防控金融风险、落实国家监管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实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必然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2017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启动以全面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化解风险为目标的广东农信新一轮深化改革。经过三年改革，全省（不含深圳，下同）64家农信社完成组建农商行化解风险的艰巨任务，以“广东速度”为全国农信社改革积累了经验。

2020年是全国农信社改革的深化之年。南方日报派出骨干记者历时145天，遍访珠三角及粤东粤西粤北城乡，行程超4300公里，调研广东34家农合机构，采访226位广东农信机构工作者及金融专家，从今日起正式推出“广东农信改制化险攻坚战”为主题的深调研系列报道，剖析农信社改革的广东方案，敬请垂注。

2020年11月21日，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成立开业。这意味着落后全省改革15年的汕特联社完成改制化险组建农商行艰巨任务。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在广东，推动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一战。2017年，广东启动全面组建农商行工作。3年来，广东64家改制农合机构累计清收压降不良贷款超600亿元，完成改制的农商行数量，相当于过去10年总家数的两倍。

今天我们推出首篇深调研报道，聚焦农信社改制化险过程。我们试图复盘改制历程，探寻3年完成64家农信社改制农商行艰巨任务的有效做法，寻找广东如何以改制为抓手，推动农合机构新蝶变。

南方日报记者陈颖

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一号工程”

12月的广东，天气骤凉，但湛江农商行员工陈清和他的同事们工作依旧热火朝天。他们正忙着开展新一轮的“百行进万企”走访行动，将新开发出来的“暖企贷”产品送到湛江的小微企业手中。

“幸好在去年完成了农信社改制，否则今年面对疫情的冲击，湛江农合机构极有可能发生金融风险。”湛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兴对记者说。

今年，受疫情冲击影响，银行一面承担着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任务，另一面自身也经受着不良资产风险侵袭的考验。

“提前部署完成农信社改制任务，不仅让广东农合机构卸下历史包袱，成功经受住疫情的压力测试，还让其成为关键时刻服务地方经济的主力军之一。”肇庆农商银行董事长黄东奇如此说。

这是调研中记者听得最多的观点。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第一家农村信用社在台山县成立。此后，农信社伴随广东农村、金融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农村信用社，也是广东服务“三农”、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主力军。无论从资产总额抑或营业网点数量，均居省内银行业机构前列。

然而相较于全国其他地方，广东农信社改制起步相对较晚，步子较慢。2017年9月末，广东有64家农信社未改制为农商行，占全省农合机构总数的三分之二。

“改制前，广东农信社的发展情况与广东经济强省、金融大省的地位极不匹配，甚至成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领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个别机构风险隐患突出。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农信社改制势在必行。2017年9月，省委、省政府启动以全面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化解风险为目标的新一轮深化改革。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谈起改制初期的压力，陆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义清坦言，改制前，陆丰的资金缺口较高，任务非常艰巨。

从全省看，2017年9月末，农合机构面临巨大的改制资金缺口。同时，改制面临新旧难题交织、各方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农信社改制成为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有些产权问题、坏账问题是几十年前造成的历史问题，甚至经办人、借款主体都没有了。改制初期，各县（市、区）对改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不一，工作推进阻力非常大。”湛江农商银行董事长姚强告诉记者，在湛江，农信社改制面临改制机构多、改制条件差、历史包袱重、增资扩股难等“拦路虎”。

面对艰巨的改制任务，如何啃下“硬骨头”？高位部署、形成合力，改革才有可能推进。

2017年11月15日，广东召开全面加快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工作动员大会，成立由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省深化农合机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农合机构对照目标任务，加快改制组建步伐。在高层推动和统一部署下，全省层面形成一股改革力量。调研中，记者发现，各地市均由市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担任本市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将农信社改制确定为“一号工程”，破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天催报工作进度，高压推进农信改制进度。”湛江一位参与农信改制的金融工作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市政府把农信社改制工作列入重点督办事项，要求改制工作进度每天一报。两年内，市领导主持召开了30多次改制会议，为了强化督办，市政府共向各县（市、区）发布预警函和督办函12次、提醒函20份。

以时间倒逼进度、挂图作战，广东围绕农信社改制展开了一场高风险机构歼灭战。攻坚之下，广东农信社改制跑出了“广东速度”——2018年全年组建58家农商银行，单年组建数量为近五年全国之最；到2020年底，全省64家农信社全面完成改制艰巨任务。

雷霆出击掀起不良贷款“清收风暴”

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银行，需要满足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以及股权结构等监管指标。其中，清收压降不良贷款、改善不良贷款指标，是改制前置条件，也是打赢改革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然而，对于不少农信社来说，压降不良贷款成为改制最大的“拦路虎”。

“不仅不良贷款率高，且不良贷款边清边冒。”湛江农商银行行长钟国波告诉记者，改制初期的2017年，麻章、赤坎、东海、坡头四家农信社不良贷款压降任务大，且改制资金缺口不断增加。

汕尾市金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汕尾的海丰、陆丰、陆河3家机构信贷资产质量差，不良率高企。改制初期，曾尝试通过农合机构自身清收、政府部门协助或直接由投资方购买等方式压降不良贷款，但上述方式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赖账的手段总比催债的手段还多。”原陆丰联社一位前高管告诉记者。

不良贷款清收压降进展异常缓慢导致改制陷入僵局，是不少农合机构普遍存在的现象。

如何破题？一场围绕不良资产清收的打击逃废债风暴在广东各地打响。其中，各地政府协调公检法成立联合专案组办案，进驻农合机构现场办公，深度介入依法收贷、查坏账，掀起“清收风暴”的做法最为有效，也最为典型。

“各部门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了。”汕尾市金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汕尾由市公安、检察、法院、监委等部门成立督导组，分赴三地开展督导工作。三市县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组成多部门为成员的农信社改制工作领导小组，从纪委、公安、检察、法院、国土及房管等部门抽调186名业务骨干成立联合专案组，分别进驻三家农合机构现场办公。

联合专案组的成立很快让“老赖们”感受到打击风暴的威力。“679笔20万以上、总金额16.80亿元的不良贷款档案被全部移交联合专案组。”汕尾金融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专案组按照“一户一策”原则，将清收任务一下子就落实到人。

集中会议约谈、重点个别谈话、发出函告……专案组通过一系列举措要求“老赖”限期还款；同时，公、检、法坚持刑事民事齐头并进，公安办案和法院诉讼同步进行，公安、检察院主动担责，办理大案要案。

据调研了解，改制期间，各地市累计出动公检法人员超过2000多人次，公安部门通过拘留、逮捕、通缉等手段，形成威慑力；法院开通绿色通道，对案件“快立、快审、快执”；检察院提前介入，加快案件审理，对部分案件当天审理、当天逮捕。

同时，各地每天在当地各类微信公众号、网络论坛、电视播报失信人员信息，发布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通告以及悬赏通告，让“老赖”无所遁形。“高峰还款的时候，我们机构的大楼里出现排队还款情况。”原陆丰联社一位高管向记者描述。

除通过公检法联合专案组形成强大的压力外，记者在调研中还发现，“刀刃向内”清收涉政单位及公职人员不良贷款成为汕尾、湛江等地“撕开”不良贷款清收的突破口。

以汕尾为例，纪委、监委采取集体约谈、“一对一”谈话等措施，敦促欠款单位和公职人员主动还款。

“甚至对涉政单位暂停财政预算拨款、对单位主要领导实施组织处理、问责措施。”汕尾金融局相关负责人说，该市“不护短、不遮丑”对公职人员采取停职、停岗、停薪，不提拔、不调动、不加薪、不评选、不晋级的“三停五不”处理及党政纪处分、公安查办等一系列措施。

对涉政单位及公职人员不良贷款“不护短、不遮丑”的态度让全社会意识到政府压降不良贷款的决心，形成“打击一批，震慑了一大片”的效果——仅用3个月，汕尾三家农合机构就超额完成不良贷款清收压降既定目标，扭转此前的僵局。

不良贷款的大幅压降，为广东农信社改制打开了局面。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64家改制农合机构累计清收压降不良贷款超600亿元。截至2019年底，不良贷款率下降超8个百分点，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

新官理旧账消化历史包袱

位于德庆新圩镇致庆大道的碧桂园城市之光，如今已成为肇庆知名度较高的高档小区。然而，这里曾经是肇庆农信社改制的“历史包袱”——改制前，321国道的多个地块分属于封开、德庆两个联社，因过度分散，市场认可度不高、变现难度极大，成为肇庆农信社改制中的一个棘手难题。

改制以创新思路让历史老问题迎刃而解——当地确定“置换、整合、挂牌”的方案，先采取土地置换，再将两个联社的土地与其他闲散土地整合，以最大价值实现地块的整体变现。

做实两类资产（捐赠资产和涉政抵债资产），是改制完成的另一个先决条件，但却是农信社改制中另一个难啃的“硬骨头”——2005年以来，按照中央和省政府要求，广东有关市县政府通过捐赠资产帮助农信社顺利完成首轮深化改革试点任务。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其中一些存在产权瑕疵的土地、林地和林权等，囿于政策限制难以处置变现。

解决历史包袱，需要各地拿出“新官理旧账”的责任担当。调研中，记者发现，改制中，部分地方因财政吃紧，短期内两类资产无法全额解决，一度导致改制工作停滞不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广东推动财政部门按照“压实责任、一地一策、急事先办”的原则，及时向有关市县政府提供了周转资金；同时各地政府带头讲诚信，新官理旧账，想方设法调配资金，解决了农合机构“捐赠资产、涉政抵债资产”等历史遗留问题。

此外，针对农合机构大量自有资产无法确权办证的问题，各地市政府开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改革之初，全省64家改制农合机构有未确权办证自有资产3301宗，到2020年末已累计确权办证2628宗，剩余资产正在妥善处理中，解决了多年想解决而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伴随着改制的推进，农合机构卸下沉重包袱，地方金融主力军地位更加凸显。记者从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获悉，3年来，广东64家改制农合机构累计清收压降不良贷款超600亿元；引入各类战略投资者化解历史包袱453.9亿元。截至2019年末，广东农合机构资产规模3.34万亿元，各项存款2.63万亿元，各项贷款1.64万亿元，均居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前列。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所原所长现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任志宏表示，广东是金融大省，农合机构总资产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自2017年9月全面启动新一轮农合机构改革以来。广东金融以敢于亮剑精神，有效化解农村金融历史包袱，“注资、注制、注智”叠加并用，构建起农信领域行稳致远的长效发展机制，守住了金融安全相对脆弱的农村金融阵地。从制度和机制层面探寻出了一条可复制和推广的广东农信经验。为更高水平发展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美丽乡村建设赋能发力。

■读懂广东农信社改革

自1951年广东省第一家农村信用社设立起，广东农信伴随全省农村事业、金融事业走过了近七十年的风雨历程，逐步发展成全省规模最大、服务范围最广、支持“三农”最深的省级农村信用社。

改革发展历程

（一）早期组建阶段（1951年至1955年）

1951年12月，广东省在台山县试办省内第一家信用社。1955年底，广东省建社11362个，实现“乡乡有社”。

（二）曲折发展阶段（1956年至1978年）

农信社经历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三）农行管理阶段（1979年至1996年）

各地农信社由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管理，以县联社为组织形式，加强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的性质，向合作制道路迈进。

（四）行社脱钩阶段（1997年至2004年）

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取得经营自主权，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农村金融机构。

（五）深化改革阶段（2005年至今）

2004年8月，国务院批准广东开展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拉开改革序幕。次年8月，省农信联社启动广东农信重大改革。

第一轮（2005年至2009年）：完成央行票据兑付和统一法人，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第二轮（2009年至2016年）：改制组建33家农商银行，建立百家救一家机制、改制对口帮扶机制。

第三轮（2017年至今）：64家农商银行改制成功，搭建起具有广东特色的广东农商新体系。

改革发展成果

2005年至2019年

广东农信资产规模从6572亿元增加至33378亿元，增长408％

存款规模从4063亿元增加至26256亿元，增长546％

贷款规模从2434亿元增加至16414亿元，增长574％

经营利润从26亿元增加至580亿元，增长了22倍，成为广东金融的重要力量和广东普惠金融、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实现“五个一”

1．资产规模全国农信系统第一

全省农合机构资产规模3．34万亿元

2．存贷款余额全省第一

各项存款2．63万亿元，贷款1．64万亿元

3．纳税贡献全省第一

缴纳各种税费151亿元，居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

4．金融服务覆盖面全省第一

营业网点近5600个，开立账户2．13亿户，是省内服务覆盖面最广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5．支农支小水平全省第一

全省农合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7031亿元

（以上数据截至2019年末）

■一线见闻

改制是一场化险攻坚战

农信社为何要改制农商银行？调研中，我们不断在寻找答案。

新一轮改制首要目标是化险。“对广东农合机构来说，这是一场‘刮骨疗伤’”。在汕尾，百姓仍对两年前的那场清收风暴记忆深刻。“公检法介入、几乎全员动员，电视里随时滚动播放的失信人名单让‘欠债要还钱’的理念深入人心。”陆丰农商银行一名高管告诉记者，因改制而推行打击逃废债让汕尾的农合机构在增资扩股时“扫清干净屋子再请客”；同时，向老百姓传递了欠款要还的理念，改善了汕尾的金融土壤和营商环境。

“以前借款不规范，各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很多；有些人抱着借钱不还的侥幸心理，汕尾地区金融信贷环境十分糟糕。但现在大家知道，借钱一定要合规，也不敢坑蒙拐骗地借。”原陆丰信用社一名高管告诉记者，改制重建了汕尾的信用环境。

改制是一场高风险机构歼灭战。改得好是一份财富，改不好，则是包袱。改制前后的湛江农合机构是最好的说明样本之一——改制前，湛江地区共有9家农合机构，改制初期有6家农合机构风险相对突出，是本轮深化改革中列入改制机构和风险机构数量最多的地级市。改制后的湛江农商银行轻装上阵，面对疫情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主动请缨支持当地实体经济。截至6月末，该行今年已累计发放贷款56.18亿元，其中累计发放涉农贷款18.57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5.34亿元。

农信社改制，是一场祛除稳金融沉疴痼疾的攻坚战，也是重塑农合机构竞争力和服务能力的过程。

2020年2月22日，在19.2万网友的参与下，由高要农商银行、端州农商银行和鼎湖联社三家农合机构合并组建的肇庆农商银行正式宣布成立。此后，客户经理告别“等客上门”，全员动员开展上门服务、扫街营销，走向大街小巷、园区、工厂、田间地头。

“改制农商银行，不仅换个新牌子，而是要完成经营机制转换，提升农商银行服务‘三农’、服务小微的竞争力。”黄东奇对于改制目标深有体会：改制是对农合机构进行的一场“大手术”。

■记者手记

从“要我改”到“我要改”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信用合作的兴起到现在纷纷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数十年来，农合机构在服务“三农”、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身也不断发展壮大。

从全国看，包括农商银行、农合行、农信社在内的农村金融组织2000家以上，其总资产规模超过30万亿以上，超过中国工商银行的规模。在广东，无论是服务网点、人员规模，还是资产规模、存贷款等指标，农信社也均居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前列。

也正因如此，农信社改制成功与否不仅影响金融的稳定性，更左右着农村金融版图的架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过去三年，广东要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地啃下农信社改制的“硬骨头”。

南方日报深调研团队对广东34家农合机构开展调研，我们试图寻找广东农信社改制的经验。在此过程中，最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随着农信社改制工作在广东的不断铺开，“农信社改得好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宝贝，改不好则是地雷”逐渐形成共识；无论是各地政府、农合机构抑或是从业者，对于农信社改制的认识从“要我改”逐渐转变为“我要改”；改制，逐渐从完成任务转变为抓机遇转变。

正是在这场由被动转向主动的改革中，农信社、农商行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和当地老百姓“自己”的银行，在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公司治理、队伍建设、业务发展、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了脱胎换骨的重组改造，重新焕发活力，壮大自身实力，真正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的健康血脉，掀开新的发展篇章。

调研团队：陈颖黎华联唐柳雯唐子湉王彪

策划：王溪勇谢美琴陈颖

统筹：陈颖唐柳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