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新发展格局，广东如何借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家战略加快打造战略支点？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和国际金融枢纽，广东怎样携手港澳，发挥三地差异化优势，加快形成协同对接的发展合力？

民建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一直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多次来到广东就大湾区等主题开展调研。在近日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他认为，拥有湾区经济、城市群经济和制度创新资源等优势，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重要是立足三地制度差异，扭住市场规则对接这个“牛鼻子”，先行先试探索建设制度开放示范区，以大湾区一体化，引领推动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制度差异不是障碍而是创新资源

南方日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新发展格局下，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广东接下来有哪些地方可重点突破？

杨成长：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等定位，是我国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的重要抓手。

相较国内其他区域发展战略平台，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三大独特优势：首先是湾区经济优势。放眼世界，湾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内外连通性，具有枢纽功能。其次是南方最重要的城市群，辐射能力逐步影响到周边省份，近些年在广西、江西等省（区），明显感受到他们有与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各方面特别是交通通道联系的诉求。再次，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内地与港澳不同制度，是我国最具特色的跨境区域战略合作平台，拥有丰富的制度资源。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最重要是把这三大优势发挥好。可从三个层面发力：一是突出湾区的内外链接枢纽功能，在畅通国内外循环、资源配置上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全力推进高质量体制机制和湾区市场一体化，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力和对周边区域的吸引力、影响力；三是探索建设制度性开放示范区，这是新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使命。我国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目前制度接轨条件最好的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可着眼于此先行先试。

南方日报：粤港澳大湾区特殊性在于涉及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对于推进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有什么建议？

杨成长：粤港澳三地制度、规则不同，在已有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中的确较为罕见，但应看到差异性背后蕴藏着的丰富制度资源和制度创新空间。国内现在有十几个城市群，尽管属于内地统一法律体系，但在行政监管、市场规则方面可能都有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解决不同制度差异下的规则衔接问题。

放眼世界，要畅通国际循环，也必然面临各个国家或经济体不同制度、文化背景的问题。关键是要提高制度的包容性，寻找制度公约数，不能把制度差异单纯看做一种障碍。

比如，香港在经济运行、科技投资、金融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制度资源；澳门是葡语系文化的重要节点，沟通拉美地区具有独特优势。利用好这些制度资源和优势，通过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解决不同制度下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问题，对于加强与日韩和东南亚等近邻市场乃至西方国家接轨具有特殊意义。

解决制度差异性，本质上是要推进市场规则一体化，形成制度互通接轨的机制。建议三地加强沟通协调，推进总体规划、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市场监管和资格认证等一体化。以问题为导向，探索三地基于不同制度背景下的规则，总结形成相关机制，逐步推动引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

锚定做全球科技资源进入中国门户

南方日报：党中央作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后，广东根据在全国大局中的地位作用和自身实际，提出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强化支撑、联通、撬动功能。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广东如何依托用好大湾区建设，加快打造战略支点，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杨成长：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畅通循环。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打通4种循环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和功能。

首先是科技金融与产业的循环。在科技创新方面，当前国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科技向产业转化以及金融对科技服务能力不足。在这些领域，广东拥有以深圳为代表的产业创新优势，香港澳门具有专业服务和金融服务优势，应当努力以金融等专业服务推动科技产业创新。

其次，以创新为供给创造引领新需求，不仅以生产满足需求，还通过需求侧改革引领需求，目前许多创新元素都在港澳发源，大湾区应当着力打造成为国家创新型需求的重要引领地。

在打通全球关键核心产业链循环上，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现在我们的产业链存在短板，还比较脆弱。如今很多企业走出去以香港为门户和基地，粤港澳大湾区有更好条件帮助畅通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

粤港澳大湾区还可以在畅通近邻循环上发挥枢纽作用。日韩和东南亚是我国重要贸易伙伴，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与它们联系将更趋紧密。大湾区刚好处于中心位置，在与近邻加强联系上具有优势和基础。

如今畅通循环要更加注重抓住现代要素。过去讲要素，资金、物流说的比较多，现在更强调科技创新主导的循环，注重的是技术、人才、数据、管理等新要素。粤港澳大湾区要提高这些方面的配置能力，关键在于建立健全要素市场特别是跨境市场，这里的潜力空间很大。发挥好金融特别是跨境金融、科创金融的独特优势。

南方日报：当前，广东正以深圳、广州、东莞为主阵地积极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就区域内城市的定位来看，如何加强合作联动，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的创新要素配置效率？

杨成长：近些年，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各界已经形成共识。各地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科创成果陆续涌现。但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建议广东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时予以注意。

一个是科研投入结构亟待优化。目前国内科研投入占GDP比重约2%，进步非常明显，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投入结构仍不够合理。体现在多集中在短期行为，比如过度涌入互联网等领域，但对生物医药、生命健康等需要持续投入的领域力度不够。在投资上呈现“最后临门一脚”现象，对于长期性、基础性、关键性工程的投入比较薄弱。

另一个是需要加大在现代服务业上的科研投入。目前科研投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应更多投向现代服务业，如信息、科技、商务服务等。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锚定做全球科技资源进入中国的门户，这需要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包括推动科技成果确权、定价、交易、转化，特别是推动跨境成果的对接。

广东应着重打造金融中介机构和资金汇聚区

南方日报：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澳门正在筹建证券交易所，深圳拥有深交所，是内地第三大金融中心，在产业和科技金融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州即将建立期货交易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三地发展金融服务业上应如何加强协同配合，提升大湾区金融整体竞争力？

杨成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其中包括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港澳特别是香港在金融领域优势明显，主要体现在全球金融机构集中和金融定价能力上。

广东发展金融业应当有所侧重，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服务科技创新上，重点是做大做活金融中介机构，使广东成为金融中介机构和资金汇聚区。这就要求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尤其是对准金融机构发展所需。金融机构进驻根本目的是在当地开展业务进而盈利，建议完善招商引资后续服务链条，为金融机构进入大湾区后开展业务提供更细致的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金融交易所对一个地区金融地位会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类交易所在数量上不断减少，更加趋于合并集中。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日趋发达，很多交易在线上进行，金融交易市场的地理概念逐渐淡化。全球期货交易市场在美国芝加哥，但芝加哥并不是美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城市；杭州和苏州没有任何金融交易所，也不是大型金融机构注册地，但近些年科创金融非常活跃。所以，发展金融业需要破除“唯交易市场论”。

南方日报记者占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