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岁这一年，主任医师陈乐宏有了新的工作。

2020年是陈乐宏从省级三甲医院退休后的第10年，他报名参加了惠州市长者人才支医行动，被招募为高级职称首席专家。这一年的8月，他在惠州市博罗县长宁镇卫生院正式上岗，成为这里职称最高的门诊医生。春节临近，赶着节前看病的病人一天比一天多，这番情形，像极了从前在广州三甲医院里的景象。

同时，同批首席专家副主任中医师姚炳森在惠城区横沥镇卫生院上岗。他的到来，让这家卫生院中医科的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了2倍。

很难确切地衡量，高级职称医生的到来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变基层医疗长期积弱不振的现状。但是，对于这些退休医生来说，下乡是他们人生的又一个转轨。在这里，他们作为医生的职业生涯重新起步，一切是那么熟悉，又无比陌生。

“从省城大医院来了个医生”

台式电脑、社保刷卡机、打印机，这是陈乐宏诊室桌面上的所有物件。

卫生院诊室的摆设和从前的三甲医院没什么区别，空间甚至更大了——陈乐宏的身后摆放着一张病床，用来为病人做检查，这是从前没有的——三甲医院里寸土寸金，每间诊室都小得恰如其分。

陈乐宏。

时间已是下午，门诊里的病人稀稀落落，偶尔来了个病人，在几个诊室门口来回逡巡，探头探脑，最后走向了陈乐宏。

在长宁镇卫生院，病人来看诊不需要提前挂号，带上社保卡就径直走向诊室。他们拥有自主选择医生的权利，选择的原则也很简单，“要么不用排队，要么医生看起来老练。”陈乐宏觉得，自己至少占了“老”的好处。

陈乐宏没有留意到的是，在他来了以后，长宁镇卫生院把他的简介印制成宣传海报和传单，贴到了辖区内的所有村卫生站。很快，长宁和周边乡镇的病人都闻讯而来。

“听说省城大医院来了个医生，咳嗽很久了，我觉得他能看好。”对于这位陌生的省城医生，骑车10公里前来的病人有着天然的信任。

2010年退休前夕，陈乐宏在广州的三甲医院工作，轮番担任过大内科、老年病科和中西医结合科的负责人，心脑血管、消化系统、内分泌、呼吸系统疾病……全都归他管。病人通常是老人，“和我一样老”，他说。

正是因为这样，陈乐宏和他的病人们总有着心照不宣的相互体谅。

来到长宁镇卫生院，门诊分类不如三甲医院精细，陈乐宏的病人种类也多了起来。

每天上午的门诊格外热闹，1楼的诊室外挤满了来看病的人，人群有时也挤进诊室里，旁听正在就诊者的病情，带着一种人们看电视时候的茫然眼神——在病患隐私不被郑重对待的乡下，这样的情形稀松平常，就连就诊者自己也不甚在乎。

陈乐宏却有些不习惯。眼看着诊室里挤进越来越多的人，陈乐宏有时会开口请他们在外面等候，客客气气地。不过，这样客气的语调往往并不奏效，人群丝毫没有打算退到诊室门口的意思，“说得多了，也就不想说了。”他感到无奈。

又一次感到无奈是为了看报告的事。那天，一位女士走进诊室，没有挂号，直接给陈乐宏看她的手机，屏幕上是她的家属在外院做的检查报告。报告字体很小，陈乐宏反复放大又缩小图片，很艰难才看清，向她解释了报告。话音刚落，这位女士又打开了另一张检查报告单。看着很多病人还在排队，陈乐宏说：“等我看完这些病人，再帮你看，好吗？”那位女士突然气急败坏：“你为什么不肯帮我看？”

也有让人生气的时候。有一回来了个年轻人，径直走进诊室坐下，伸出手臂，说：“给我量个血压。”这惹怒了陈乐宏：“你读过书吧，怎么不知道说句‘谢谢’呢？”

在陈乐宏近40年的从医生涯中，这些只算得上最细小的不愉快，甚至称不上医患矛盾。“人老了，总是要变得慈眉善目一些的。”他说。

从农村回到农村

南方日报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位年轻男患者走进了陈乐宏的诊室。

“医生，我感冒了，想搞点吊针来打。”

“打吊针没用的，这也是个小手术了。给你开3天药，吃完以后再说。”

“我吃过很多药了，去药店买过几种头孢，都没什么作用。”

“你吃我开的药，应该很快就好了。”

“可以打吊针吗？会不会好得更快一点？”

这样的诉求，在每天来看诊的60多名病人口中，陈乐宏总能听到不少于20次。

陈乐宏有自己坚持的原则，比如不能插队，比如尽量不输液。在中国这样的输液大国，人们常常采用静脉输液的手段来治疗微不足道的病痛，到了乡镇卫生院和诊所，过度使用输液的情况更加普遍。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陈乐宏总是苦口婆心。“很多病人一来到就说要输液，认为打针好得快，我只好劝他们，吃药见了效果，慢慢地我的病号都能接受。”

“你从哪里调过来的？以前没见过你。”陈乐宏开药间隙，男患者继续和他寒暄着。

“我从广州来支援的。”

“哦！那我相信你。”男患者顿了顿，“如果吃完3天药还没好，可以打吊针吗？”

在卫生院工作半年，陈乐宏有了一种深刻的体会——比起“城市病号”，对基层病人做科普要困难得多。一些病人有严重高血压，服药一段时间，血压恢复正常，就停药了，也不遵医嘱回来复诊。

不过，“城市病号”也并非无可挑剔，“城里人喜欢自己上网查，总是把病想得很严重。”

事实上，陈乐宏最初的从医经历也发生在农村。1968年12月28日，17岁的他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在汕头的农村地区当起了赤脚医生。

对于当年的陈乐宏来说，当赤脚医生并不是自主作出的选择，更像是形势所迫。“我的爷爷是中医，家里有很多中医书籍，我从小读过《黄帝内经》。到了村里，人们需要看病都来找我，我也就不得不赶鸭子上架了。”

40年多前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也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陈乐宏记得，当时的农村整体医疗条件很差，严重缺医少药。村卫生室里几乎没有药剂，都是常见的口服药。即便如此，由于普遍认可城里来的知青，来找陈乐宏的村民还是络绎不绝。

最初，村民来看病时，陈乐宏总要拼命在脑海里搜索从小积攒的中医知识，让病人去找特定的草药熬制服用。后来，听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他辗转托关系，最终花了2.9元巨款才买到了一本。

在那样的年代里，看病还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人们只是模糊地相信，不论大病小病，找赤脚医生看看总是能好转一些的。

1977年，陈乐宏参加高考，于1978年初入学汕头大学医学院，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医学生。

读医4年零9个月，陈乐宏在1982年毕业了，“拿到毕业派遣证那天也是12月28日，当天就坐船到了广州。”

就像对“12月28日”这个日子的深刻记忆一样，“上山下乡”同样成了陈乐宏的生命印记。“我从‘赤脚医生’成长为城里的正规医师，农村曾经给了我许多养分。”陈乐宏说，“现在回到农村，也是一种回馈、一种报答。”

“出走”的中医

陈乐宏最近时常想起那些和自己一起下乡的医生。2020年8月，在正式分派到乡镇卫生院之前，包括陈乐宏在内，惠州招募的5名高级职称首席专家被召集在一起开了座谈会，陈乐宏和其他4位同行有过一次仓促的会面。

“在基层卫生院里，我们都是扮演同一种角色，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具体发挥作用的？”陈乐宏说。

在那次仓促的会面以前，姚炳森的耳朵不慎进了水，变得嗡嗡作响，这让他在座谈会上显得坐立不安。座谈会还没结束，他和主办方打过招呼，就提前离开了——他要赶回佛山南海，在那里的一家医养结合疗养机构，他的工作仍未真正结束。

对于陈乐宏，姚炳森的记忆模糊，只隐约记得，“他明显比我年长很多。”

姚炳森的确年轻得多。2020年，他55岁，正在佛山工作。4年前的他原本在江西省萍乡市的一所县级中医院工作，一切都很稳定，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将在60岁退休，而后继续留在江西颐养天年。

江西曾是姚炳森生活了50年的地方——从出生开始，即便到了大学阶段，也是在南昌念书，从来没有离开过江西。

“我想到外面去看看这个世界，如果一直工作到60岁，想去别的地方恐怕就有心无力了。”带着这样的念想，2015年，他向医院提出了提前退休的申请，终于在50岁这一年成功“出走”。

经过朋友引荐，姚炳森来到了广东。“这里明显更发达。”姚炳森很开心，觉得自己“来对了”。

姚炳森。

不像在老家医院时对内外妇儿五官各科都要涉猎，在佛山南海，姚炳森的患者以儿童居多，每天要应对接近50号病人，以及他们成群结队的家长们。

姚炳森有时也会感觉疲惫，“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病人，比起过去好不了多少。”

于是，2020年初，当他看到惠州发出的《长者人才支医行动招募公告》时，他又决心离开佛山南海了。

“出走”这件事，有过第一次，往后似乎就变得越来越顺其自然了。

通过了招聘的他，重新面临选择——工作地点要从惠州8家已升级为县（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乡镇卫生院中挑选。姚炳森对惠州毫无了解，对比一番，最终选择了位于惠城区的横沥镇卫生院。

他至今记得初到横沥镇卫生院的错愕。从惠州市区出发，从宽阔的双向八车道开始，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车子在拐过一个又一个意味深长的弯以后，最终停在了一家山区医院。这里，就是横沥镇卫生院。

来不及思考更多，姚炳森在8月10日就在中医馆上岗了。起初，每天的病人不到10个。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中医和西医不一样，需要时间积累口碑，我们开了处方，病人吃了有效果，才会建立信任。”

建立信任的过程是漫长的。好几次，姚炳森给病人开了药，药费超过一百元，病人嫌太贵，没有付款取药，就直接离开了。

在姚炳森以往的从医经历中，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当然也有值得高兴的时刻。一位母亲领着先天脑瘫的儿子来就诊，孩子无法直立行走，甚至站不稳，在家中还总是尿床。来找姚炳森看诊前，这位母亲尝试了一切她知道的诊疗手段，包括针灸等康复理疗方式。所有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家人也几乎放弃了这个孩子。

听说横沥镇卫生院来了个“厉害的中医”，这位母亲又带着患儿来了。姚炳森给他把脉后，开了几剂药。服药以后，孩子终于能勉强歪歪扭扭地走路了。

如今，循着姚炳森的名气来到横沥镇卫生院看中医的人越来越多。院长王湘江认真做了统计，2020年8-12月，医院的中医门诊量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81%，中医科的业务收入更是同比增长了190.87%。

短暂职业生涯的价值之问

姚炳森的到来，让横沥镇卫生院中医馆的中医数量增加到6位。在他看来，这里的医生比较年轻，工作时间还短，业务提升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西医不同，中医的成长很大程度上依靠经验的积累，成长期很长。如果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有人帮一把，就会提升得快一些。但是全靠自己单打独斗的话，就需要更长的摸索时间。”

他就是这样过来的。尽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中医院，但是当地中医力量薄弱，没什么人能教给他更多的经验。这些年来，姚炳森靠着自己艰苦摸索，到了55岁，职称依然是副主任中医师。尽管如此，他依然是横沥镇卫生院职称最高的医护人员之一。

因为没有带路人，姚炳森在中医这条路上走得艰难，这让他对后辈生出一种惜才之情，“如果有人愿意跟我学习，我绝对不推辞，会尽我所能给他们一些解释和建议。”

在姚炳森看来，西医的成长周期较短，陈乐宏却不这么认为。“现在的培养制度下，医生的培养年限是‘5+3+x’，也就是说，从大学本科开始，加上规培，一个医生至少需要8年才能走上岗位，一个医生的黄金年龄可能要从35岁左右才开始。”陈乐宏竖出手指说，“真正能创造价值的只有不到30年啊！”

怎么延续医生的价值？退休10年以来，这样的“价值之问”一直萦绕在陈乐宏的心头。和他同龄的医生，大多早早地出国了，很多早就离开了临床一线。唯有他，退休后依然在民营医院断断续续工作了近10年，又在古稀之年毅然下乡，一直守在临床一线。

惠州长者人才支医行动对年龄有着明确限制——“原则上不超过70周岁（含70周岁）”，陈乐宏应聘时已经69岁，是踩着线进来的。因此，他暂时只签了1年的合约。

在长宁镇卫生院，很多病人都和陈乐宏约周末看病。为了这些病人，他特意调了班，把休息日改在每周三、周四。

如今，他唯一担心的是太多人找自己看病，抢走了同事们的病源，毕竟，他拿的是每年20万元的固定年薪，这在基层卫生院已是最高的薪酬待遇。为此，他仔细想过，未来半年内要开专科门诊，只看相对集中的病种。

“医生这个行业，寿命就是看病，只有看病才有成就感，才有乐趣。”这些年来，陈乐宏总是闲不住，偶尔休息一两个月，又开始怀念起上班的日子。他把工作看作养生之道，“工作让我心安，心安就可以养生。”

【记者】廖钰娴

【摄影】梁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