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在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十四五”时期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中提出“率先探索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经济制度体系”。

“这是一个持续且艰巨的任务。”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欧江波表示，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数字经济正深刻影响着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社会服务、政府治理等领域，不断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既有的一些政策制度构成比较大的挑战。为此，提出“率先探索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经济制度体系”非常有必要。

事实上，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相关负责人就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有关情况答记者问时就提到，要“力争在试验区构建形成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

此后，浙江省、河北省（雄安新区）、福建省、重庆市、四川省等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均曾提到过类似表述。比如浙江省提到要“探索形成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河北省提到要“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务服务和市场监管体系”；福建省提到要“探索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产业生态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等。

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之一的广东，也曾在去年1月的《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首次提到“到2022年，广州试验区基本构建形成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广州则在去年10月于广深“双城联动”论坛上明确打造的是“新经济制度体系”。

相较其他地区的提法，广州有何不同？“广州的这一提法跟国家所提基本意义相近，也更全面。”欧江波认为，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不仅包括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包括社会发展、城市管理、个人隐私保护等方方面面。“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是处处都在的，不仅限于某个局部。”

而广州提出打造的“新经济制度体系”中，“新经济”的含义比数字经济更宽。“也就是我们讲的四新经济，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欧江波补充道，四新经济的主体是数字经济，但含义比数字经济更宽。

而探索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经济制度体系也必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本身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其巨大影响不断持续深化，是动态的，客观上要求相应制度和政策也要进行持续的、动态的调整变化。”欧江波认为，广州可以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入手，加强中小企业保护、互联网平台监管、垄断等不公平市场竞争管制等，还可以针对一些受数字经济影响较大的群体，给予一些资助、培训，帮助他们转型或转岗。

采写：南都记者王美苏冯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