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80周年，记者再次踏上当年那条不平凡的营救之路。深圳白石龙营救文化名人旧址、惠州东湖旅店、河源福建会馆……这些大营救沿途的红色文化旧址及相关遗存，被精心保护、活化为纪念馆，从南往北串联起一条数百位文化民主人士走过的脱险之路，共同向到访者讲述着八十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传奇壮举。

抗战期间，在中共中央指挥部署、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主导下，800多名文化界精英、民主进步人士等从香港沦陷区陆续撤离。这其中，既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梁漱溟、范长江、夏衍、蔡楚生等文化艺术精英，也包括国民党军政官员家属、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

历时十个多月，沿途跋山涉水，遭遇匪徒、躲过追杀、住过草寮……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不费一枪一弹，护送全员脱险，无一人牺牲，无一人被捕。首批被营救的文化名人之一、著名作家茅盾在《脱险杂记》中评价：这场营救工作“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大营救的全线告捷，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保护中华文脉、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留存有生力量更是意义深远。

奋斗之路

获地方群众倾力相助

“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住九龙的朋友撤出否？”

位于深圳白石龙老村1号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几封复原的急电格外惹人注目。1941年末香港沦陷前后，中共中央及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等，要求其组织协助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离港。

当时，因“皖南事变”来港的大批文化名人处境岌岌可危。日本侵略者妄图逼迫他们公开表态支持“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与此同时，许多人也登上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黑名单”，邹韬奋、柳亚子等人甚至被下达了“格杀令”。

为躲避轰炸与追捕，茅盾等人不得不四处搬家。在廖承志的指挥下，港九地下工作人员通过报社和书店等文化人密集出入的场所，很快与他们取得联系。几经周折，1942年1月9日晚，廖承志等人终于成功集结起第一批离港的茅盾、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等人。众人趁巡逻的日本士兵换岗时，藏在木船的舱板下，趁着夜色从铜锣湾渡海抵达九龙红磡。

滑动纪念馆展厅内的电子屏幕，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营救几条主要撤离路线。茅盾一行取道西线陆路，也是大营救中撤离人数最多的一条路径：从九龙出发，来到元朗十八乡，翻越大帽山，再从落马洲渡过深圳河，辗转进入宝安抗日根据地。

“每次转移都挑月黑风高的夜晚，崎岖的山路。每个人的背包上都挂着一个漱口盅和一条白毛巾。一个跟着一个走。”漫画家丁聪用画笔再现了记忆中撤离的场景。文化人士乔装成离港难民，他们脱下了显眼的西装、旗袍，换上长衫等便装，在荒僻的山间小路上连夜赶路，随时提防土匪的勒索，以及日军和国民党部队的盘查。

同年1月13日，最先出发的茅盾一行人走了四天四夜，终于到达深圳白石龙村。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执行馆长张紫歆将记者引入2号馆，这是一座始建于1929年的三开间天主教堂，曾被作为文化名人大营救的指挥机关和接待站，供他们下榻、休整。

很快，茅盾等人又被转移到附近山林里的草寮暂时安顿下来。这些草寮由游击队和村民用山上的茅草、竹片、木材搭建而成。为防止暴露行踪，草寮里既不能生火烧饭，也没有热水洗澡。许多人身上长了虱子。

“当时，村里的许多妇女都要到几公里外采买食材，在村中做好饭菜，再送往山间的草寮。”白石龙村村民刘世勇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刘鸣周当时对外公开的身份是民治乡副乡长，而实际上则是白石龙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负责具体接待工作。尽管时值战乱岁月，村民们时常要忍饥挨饿，但他们仍然竭尽全力向文化名人提供日常衣食所需。“每当提及这段经历，父亲总会慨叹，没有村民们的‘百家饭’，没有他们的默默奉献和保守秘密，如此大规模的隐藏工作，要做到不暴露一个人，是难以想象的。”

周密筹划确保万无一失

文化名人们在白石龙村的停留时间短则不到一周，长则四个月，随后便朝惠州方向前行。1942年除夕深夜（2月14日），茅盾夫妇等人终于抵达惠州，被护送至东湖旅店落脚。次日，众人又被转移到更加隐蔽的“东和行”。当天是大年初一，为表谢意，茅盾夫妇亲自下厨，为众人烹饪了家乡名菜“风味鸡”。

在惠州上塘街70号，记者见到2019年被改建为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的东湖旅店。陈列馆完整地保存了原有的三层建筑格局，旅店内的扶梯雕花、青砖绿瓦、西式壁炉被保存至今，见证着当年的气派、典雅。在二楼展厅，茅盾夫妇与参与营救的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在“东和行”里吃团圆饭这一幕，以铜像的方式得以复原再现。而位于旅店一楼西北角的10号房间，就是夫妇俩曾经住过一晚的地方。在惠州停留两天后，他们再度启程，乘船沿东江北上前往老隆。

据馆长袁美霞介绍，东湖旅店始建于1935年，最初是惠州商会会长翟雨亭的私人别墅。抗战期间，东湖旅店的第三层被当时的国民党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长期包下作为私人处所，因此旅店门口还有士兵站岗放哨，戒备森严。

而在惠州负责实施营救的地下工作者偏偏选择这里，作为接应和护送文化名人的秘密联络站，恰好印证了一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早在1941年11月，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就接上级命令，伪装成香港富商，提前租下东湖旅店的二层，同时在廖安祥等人的协助下，经营“东和行”“源吉行”两家商行。他一面以煤油、面纱、布匹、药品、留声机等战时紧缺物资，上下打点关系，换取张光琼等国民党官员的信赖与情报，一面为营救文化名人筹措资金。

张光琼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在东湖旅店顶楼宴饮作乐的时候，卢伟如、廖安祥等人以接济避难亲友等名义，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批批文化名人的陆续转移工作。

全线告捷无一人被捕

在今天，驱车由惠州东湖旅店赶往位于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的福建会馆，近200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而当时，茅盾一行取水路逆流而上，因为遇上枯水期，直到1942年元宵（3月1日）才抵达老隆。

“老隆水陆交通方便，水路可达河源、惠州、东莞、广州等地，陆路有汽车能抵广州、韶关、梅州等地，是广东东北部的交通枢纽。抗日战争爆发后，龙川地区抗日民众组织十分活跃，此外，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后东特委）机关就设在老隆。”龙川县党史办主任朱光进表示，便利的交通区位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是老隆成为大营救重要中转站的主要原因。

如今，当年文化名人登岸的码头早已不复存在，变成当地居民热衷的健身场所——滨江步道和小广场。面江而建的福建会馆，隐身在周边鳞次栉比的商铺民居之中，显得古朴而肃穆。这座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的土木结构三进院落式建筑，原本是福建籍王氏商人筹建的闽商会馆，抗战中成为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在老隆的指挥机关和接待站，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党支部书记兼华侨工委委员、大营救主要负责人之一连贯，当时就在这里办公。

除了福建会馆之外，附近的“义孚行”和“侨兴行”也是当时老隆文化名人转移的联络点。特别是“侨兴行”，不仅在粤、桂、湘等省均设有办事处或商号，还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为营救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多数文化名人在老隆稍作停留后，便被安排以难民身份乘坐“侨兴行”的汽车前往韶关，唯独邹韬奋例外。邹韬奋和茅盾原本都是第一批撤离香港的文化名人，但因国民党对他发出了通缉令，各地严加搜捕，一经发现，就地枪决，他不得不沿途潜伏，抵达老隆时已是当年6月。如何帮助邹韬奋逃出险境，成为一大棘手难题。

据中共龙川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副研究员黄义介绍，“侨兴行”经理陈炳传见情况危急，将邹韬奋乔装成到乡间躲避战火的大股东，秘密安置在梅县江头村家中，滞留了数月，直到9月下旬才找到机会，安排他返回老隆撤往韶关。

1942年11月，邹韬奋经历了十个多月的生死突围，终于到达苏北解放区。作为最后一位成功获救的文化人士，他的脱险，标志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名人大营救，以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的结果，取得了全面胜利。

从1941年12月党中央发出第一封大营救急电算起，今年正值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八十周年。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从深圳、惠州到河源老隆，一场联动多地的“重走营救之路”大型活动正在策划酝酿之中，活动计划邀请参与营救者与获救文化名人的后代及社会各界代表，再次踏上这条意义非凡的红色旅途，亲身感受大营救的革命文化底蕴。

蹲点手记

大营救留下历史文化“国家宝藏”

文化名人大营救为中国百年文化薪传，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次营救行动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事业历来的高度重视，对优秀知识分子的殷切关怀，更显示出党对保护文化火种、延续中华文脉的卓越远见。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获救的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成为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者和佼佼者：茅盾曾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并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夏衍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培养了大批电影人才；丁聪成为著名漫画家；特伟后来创作出《小蝌蚪找妈妈》等脍炙人口的美术片作品，成为国产原创水墨动画片的创始人……

为了帮助文化、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参与营救的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跋山涉水、历尽艰险，依靠超人的魄力、才干和智慧，突破重重关隘。他们不仅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地投入工作，甚至将“小家”的安危置之度外。

采访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茅盾一行由惠州登船前往老隆之时，偶遇一对流落在外、恳请一同搭船的母子。事后才知，对方竟是连贯的家眷。原来，因为接受任务时情况紧急，连贯还来不及安顿好妻儿，就匆忙投身到营救行动中去。

有感于地下党员、游击队和当地百姓的无私付出，许多获救的文化名人都曾以撰文、赋诗等形式记录下这段难忘的旅程，其中包括茅盾《脱险杂记》、戈宝权《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廖沫沙的《东江历险长留念》等。

在深圳白石龙隐蔽期间，邹韬奋、茅盾等文化名人欣然应邀为村民授课，一同参观游击队设在阳台山上草寮里的油印设备。在邹韬奋的提议下，游击队创办的《新百姓报》和《团结报》合并为《东江民报》，邹韬奋还亲自为《东江民报》题写报头，茅盾为副刊题写“民生”二字。这些精彩感人的历史细节，不仅是获救文化名人与广东军民之间深厚情谊的鲜活见证，更为广东抗战历史研究和相关文艺创作留下了蕴藏丰厚的独特素材，堪称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国家宝藏”。

圆梦故事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长朱赤：把革命故事讲给更多青少年听

朱赤被深圳当地人称为“龙华通”，讲起深圳龙华历史，可以滔滔不绝一连说上几个小时。朱赤并不是本地人。1992年，受到改革开放浪潮的鼓舞，他从江西南下深圳龙岗，一待就是近30年。在深圳，他做过多份工作，让他接触了诸多为龙华发展鼓与呼的人和事，见证了这片热土的飞速腾飞，也由此对龙华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朱赤平时工作忙，他便利用不多的空闲时间采访、写作，还到广州、惠州、深圳的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口气出版了《龙华史志》《大浪文物图志》《深圳往事——龙华史话（1949—1979）》等著作。

写作过程中，他研读了文化名人大营救的史料，对这段沉甸甸的历史有了更多感性认识。2014年，他在龙华镇街道干部任上退休后，被返聘为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长，继续为讲述这片土地的红色革命历史发挥余热。

担任馆长以来，朱赤几乎每年都会参加大大小小几十场爱国主义教育宣讲活动，面对的听众有党员、普通市民，但更多的是青少年。

朱赤是附近学校“第二课堂”的常客。他喜欢走进学校，把名人大营救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生动的讲述总能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就在我们身边的白石龙村，曾住下数百名从香港营救回来的文化名人。他们藏在山上简陋的草寮，没东西吃，靠着村民冒着危险送来的饭菜，安然无恙地躲过了战火和追捕。”他在台上讲，孩子们在台下津津有味地听。

在孩子们眼中，朱赤是一个亲切随和的老伯。有孩子听完朱赤的讲座后，在作文里记录道：“老师并没有以高深或是陌生的事件开头，而是从身边熟悉的街道开始谈起过往历史，让人觉得很亲切。”

2019年，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在经过一年多的改造后重新开放。据朱赤回忆，重新开放后的第一个月，纪念馆参观人数就达到了过去一年的总量，曾经籍籍无名的白石龙村因此变得更热闹。

让朱赤感到欣慰的是，在纪念馆举行的各项“小小讲解员”培训活动中，许多“后浪”脱颖而出。“我们会筛选优秀小讲解员到馆内做志愿服务，他们特别认真负责，无论是表达、站姿和手势，都可以说是比较专业的。”朱赤欣喜地说。

朱赤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忙碌，他时常奔波在家与纪念馆之间十公里的路程上。他说：“我研究龙华历史文化多年，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将龙华的历史和革命精神讲给青少年听，让这种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南方日报记者王昕桐徐子茗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