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里的两平米
建成34年的武汉市洪山体育馆第一次成为一家医院。这个迎接过小虎队、李宗盛、NBA明星队等名人的地标，近一个月最多同时容纳了近800名患者。
48岁的张兵曾送女儿到这里学游泳，还曾作为保安维持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的秩序。他对这个体育馆很熟悉，但他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将作为患者，在这里生活15天。
2020年2月3日，洪山体育馆成为首批被改建为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它是武汉市计划或已经建设的32家方舱医院之一。这座人口超千万的城市，累计已有约5万人确诊新冠肺炎。
仅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就有来自河北、辽宁、湖南、青海、广西等地的援汉医疗队进驻。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先后有上千名患者挤进这片屋檐，开始了“床挨着床”的群居生活。
相遇
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从筹备到迎接第一批患者，时间不足48小时。
2月4日深夜1点，睡梦中的刘连梅接到电话，医院通知紧急集合。她是青海省互助县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常在深夜紧急赶往医院。
电话里没有说明具体事宜，但她和丈夫隐约感到，可能是要援助武汉，丈夫便驱车送她。凌晨3点，刘连梅和4名同事被定为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早上8点集合。
出发前，刘连梅5岁的儿子已经醒来。面对“妈妈要去哪里”的疑问，刘连梅说 ，“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学习，你在家里听爷爷奶奶的话。”想到可能要理短发，又补了一句，“妈妈为了学习，可能要把头发剪成你这样。”第二天，在看守所工作的刘连梅的丈夫也开始隔离工作。
刘连梅抵达武汉后，才知道自己要支援“方舱医院”。她只在新闻里听过这个词，不知道它的概念，也没见过图片。她想不到，自己将要面对“一整个体育馆的病人”。
刘连梅接到电话时，千里之外的武汉洪山体育馆，中国一冶的第一批27名突击队员已经开始作业，一些工人刚从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赶来。不到48小时后，这座方舱医院将迎来第一批患者。
2月5日晚11点，这里正进行最后的整备，第一批病人半小时后就要入场了。电工储海宁师傅已经34小时没有合眼，短暂休息后，他又开始地下室场馆的排线工作。数百名身着“中国卫生”队服的医务人员从他身边列队进驻，他们脚边还散落着电线。几十名工作人员正紧急安装围栏，划分清洁区和污染区。
体育馆的另一侧大门，数十个移动厕所刚安装好。厕所内黑黢黢的，还没有灯；用于消毒患者排泄物的消毒池还在建设中。
方舱内已经清场。湖南湘雅二医院的4名医护人员在清洁区穿好了防护服，才发现没有护目镜，紧急求助，最后找上海华山医院医疗队借到了。而这几个护目镜，本来是给6小时后将接班的4名医护人员用的。
救护车正在转运病人。凄风冷雨中，几名医生坐在体育馆外的临时帐篷中预诊。由于防护服不透气，一名医生的内衣被汗水浸透，很快被吹得冰凉。
2月2日，武汉市提出将对“四类人员”集中收治和隔离。2月5日前后，仍有大量确诊患者居家隔离。
那是46岁的方蕾最绝望的时刻。她的公公已经卧病在床两周，几乎无法进食，一家人找遍了关系寻不到一张床位。2月5日，公公确诊新冠肺炎，之前还怀有一丝侥幸的方蕾眼前一黑，“一家人都逃不了。”
之后几天，她的婆婆、11岁的女儿小梦、她本人陆续确诊。
45岁的陈军那时在武汉市中南医院住院。此前，他高烧39℃近一周，血氧一度低于90%。没插管、没上激素，他挺了过来，已经能下床走动。陈军偶尔看新闻，知道很多病情比自己严重得多的患者住院无门。
重症病房让陈军极度压抑。他同病房的几个病友整日戴着呼吸机，不翻身，几乎不说话。夜深人静的时候，病房里只有监护仪的“嘀嘀”声，病友厚重的呼吸声和痛苦的呻吟。陈军压着声音咳嗽，很少下床走动，怕影响病友。
几天后，他从中南医院转入方舱医院。陈军看到有网友说方舱医院是“诺亚方舟”，他很喜欢这个比喻，“之前心里很恐慌，来到方舱，觉得有救了。”
张兵2月6日刚过零点接到通知，自己将被方舱医院收治。“听到医院两个字就很开心了，管他什么医院。”他从1月27日起发烧，还要照顾同样染病的岳母。那几天，他们在医院输液，一排队就是一整天。2月5日下午，他联系上床位，把岳母送进医院。
2月6日凌晨3点，他被统一安排的大巴车接上，连夜进入方舱。对那个夜晚，他只记得雨“很大很大”。之后，他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两天。
张兵是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的首批患者。这座“庇护所”还有大量细节等待完善，即将有近千人在此共同生活。
磨合
在方舱医院，床与床间隔约1米，这是患者隐私的尺度。
1米，够放一张课桌。课桌上印着“25中”字样，它们来自附近的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这张课桌和约2米长、1米宽的床，构成了一名患者全部的私人空间。每一张病床背后，都藏着一个家庭的喜乐悲苦。
这里可能是歧视最难以立足的地方，没有人会因为病毒而被另眼看待。几乎每张书桌周围，都立着、卷着CT片。
方舱的第一天是混乱的。饭菜是凉的。卫生间很脏。方舱也很冷，没有热水洗澡。开水机附近全是水，有人为了防护铺上了快递箱，结果显得更脏。
一些插座没有电，用不了电热毯，也没法给手机充电。张兵理解人们的焦急。“我家几个老人在不同的医院，老婆在宾馆隔离，只能靠手机联络。大家都是这个情况。”
一名护士还在交接班，身边就已经围满了患者。有的要吃药，有的要卫生纸、要热水，不断人问“有没有WiFi”。一名医生说，有患者进来不久就摔东西，大吼要出去。
那天夜里，很多人一夜未眠。除了焦虑、不适应，还因为场馆24小时亮灯。一些患者找护士讨来安定药物才睡着。
刘连梅最大的感受是压抑：多数人一天到晚都待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根本不动。“我去问了，他们没有不舒服，只是没心情活动。”
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时，张兵看到了一个收拾垃圾的人，没穿防护服，头发都白了。他意识到，这个人也是病人。那时他就想，等好些了，要去帮忙。打扫起卫生后，他又看不过去开水机渍水，找来水桶暂时储存废水，定期倾倒。
后来，他打算倒废水时，发现已经有人倒过了。“谁都不想自己生活在一个乱糟糟的环境中……人就是这样，要么都不做，有一个人站出来，就会有很多人一起做。”
一开始是星星点点的。有人帮医护人员送药、分发餐食，有人帮忙安抚新进舱的患者。听说方舱产生的垃圾里混了牛奶和粥，不便焚烧处理，有人自发宣传和指导病友做垃圾分类，还轮流在垃圾桶边站岗。
根据地理位置，病友把方舱划成了8个区域，排班做卫生，按分区领盒饭。医护人员顺水推舟，重新划出了5个区域，把原本复杂的1区、2区、左区、右区的名字统一成了A-E区，并选出区长，协调各区的工作。张兵自荐成为区长，还成为方舱医院临时党支部书记。
由于物资紧张，区长的袖标用现成的“控烟劝导员”袖标替代。
有人发现病友不吃午饭，一问，原来是回族人。各区赶紧摸底，统计有特殊饮食需求的人。当天晚上起，饮食就有了清真、无糖和流食等选择。
还有人提出，数百人一起生活，一旦发生火灾，风险很大，病友中有消防知识的便组织了消防培训和演练。5天后，当地消防部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各方舱开展了消防培训。
一些互助通过微信群实现。有人忘带手霜，在病友群里说了一句，几分钟后就借到了；很多人因为体育馆的灯光睡不着觉，一名区长托在外面的朋友买来眼罩。
考虑到病友仓促搬入方舱医院，工作人员提前购置了牙具、毛巾、卫生巾、袜子、拖鞋、保暖衣等物品，还准备了保温杯。但在微信群里，他们发现了盲点：指甲刀，于是赶紧申请了100个送进方舱。
在那些官方照顾不到的地方，民间智慧开始发挥作用。武汉的冬天阴雨绵绵，遇上晴天，近800名患者的上千件衣物需要晾晒，方舱医院内细长的物品被改造为晾衣杆。为了方便看剧，人们用饭盒、水果搭成支架，省去用手举着手机、平板的辛苦。
21岁的周玉婷2月9日进入方舱时，这里已经有了吹风机、微波炉。她很快接受了方舱里的生活，她原以为这里“就是几张床”。后来方舱又陆续配备了制氧机、CT室。
按照规定，方舱医院只接收18-65岁的轻症患者。但出于人性化考虑，也有儿童跟着家长住进来。方舱医院还专门安排了1名儿科医生参与诊疗。
5天后，淋浴间也建好了，只是排队时间有点长，即使饭点也要等待半小时。洗澡是方舱里的女性最操心的事情之一，周玉婷没事就会转悠过去看看人多不多。
生活
方舱的一天开始于早上6点。叫醒周玉婷的，是医护人员递来的温度计。一些老年人还要测血压。
之后，周玉婷要睡回笼觉，到8点发早餐时再起床。元宵节那天，早餐是汤圆。如果不是在方舱，她一般夜里3点睡觉，中午才会起床。
吃完早饭，11岁的小梦和18岁的付巧开始在线上听课。付巧今年高考，患病没有影响她的信心，“大家都远程上课，我也没有吃亏。”小梦则担心，负责录数学课的隔壁班老师讲的解法和自己班上数学老师的不一样。
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为这两个学生降低了广播的频率和音量，周围的人也会轻声说话。
付巧感觉，自己在方舱里反而学习效率更高，因为总有人站在背后监督，还提醒她挺直腰背。大家把盒饭送到她手边，帮她烫中药。而在家里，父母一直对她“放养”。
最近，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把医生办公室腾出半间给付巧学习。付巧说，她能感受到医生办公和进出时，都在尽量减小动静。有时，医生累了就在房间另一边坐下闭目养神，或是边捶腿边回消息。2月23日，一名医护人员在防护服上写下“付巧加油，高考必胜”。
早饭后是医生查房、发药的时间。患者一般会待在自己的床位，有问题、有需求都在这时提出。这样，下午一班医护人员进方舱的时候，就能把急需的东西带进来。
张兵选择在这个时间和家人联系。一名在民办学校教书的38岁教师也要按课表线上开课，但他采取了文字授课的形式，因为方舱环境嘈杂，他也不想因为自己在方舱引起学生特别的关心和关注。
中午12点，各区区长把午饭领回。方舱内的餐标是每日120元，此外还有水果和牛奶。小梦和付巧每次都多收到附近病人的那份。
小梦觉得，在方舱比在家更开心，因为“吃喝不用愁”。一名护士告诉记者，一些病患不愿意离开方舱，觉得在这里吃得好，还能出门放风。有人甚至为此逃避核酸检测。
周玉婷已经吃腻了方舱的饭。她从来没有过过这么健康的生活，每天作息规律，三餐荤素搭配，有水果有牛奶。
周玉婷爱吃辣。进入方舱后，她点的第一个跑腿订单，是几包火鸡面。吃到一半，附近的叔叔阿姨都凑过来了。大家都因为太久没有吃辣馋得慌。
“在这里过得太营养了，谁不想吃点垃圾食品？”在他们的委托下，周玉婷把周边商超的火鸡面买到断货。
因为疫情，她“躲”过了春节的家庭聚会，却不得不在方舱接受叔叔阿姨的“盘问”：论文写得怎么样？工作找了吗？谈恋爱了吗？
每天下午3点和晚饭后的7点半，各区组织做健肺操和跳广场舞。到了时间，区长张兵就拿起喇叭动员大家参与。方舱内年龄最大的是一名83岁的老婆婆，她有时也跟着跳两步。记者在方舱见到，一名在旁边泡脚的中年男子也跟着旋律踩出了水花。
张兵很想让那些沉闷的年轻人不要总是躺在床上玩手机，或是几个人聚在一起玩手机，但鲜有成功。
面对张兵的大喇叭，周玉婷一开始假装没听到，后来一到时间就出去溜达。张兵觉得，这也算达到目的。
陈军很少参加这些活动。他忧心老家黄冈的父母，村子“硬核封路”，“断粮、断药怎么办？出了意外，救护车、消防车开不进去怎么办？”他也担心妻子在隔离点被传染，报喜不报忧。他每天都和妻子视频，互相鼓劲。
在方舱一周，他把手机通讯录从头翻到了尾。关系好的同学、朋友，他打了个遍。在方舱里，烟是稀缺品，但陈军找人讨，对方也会大方地给。
他喜欢夜里走出方舱，看看月亮，“白天人多，这会儿安静。” 他有时会想到医院重症病房的病友，“不知道他们康复了没有”。有时，他看着月亮出神。
这样的夜晚本属于团聚。夜深了，有患者在室外射灯下和家人视频聊天。
做完作业，小梦会和爷爷打电话。爷爷很疼小梦，小梦晚上上完补习班回家，一说饿了，爷爷就给她做饭。小梦很担心爷爷，“他病了好久。打电话时他不说自己不舒服，但我听得出来，他说话没力气。”
夜里11点半，人们陆续入睡，付巧也没法儿再学习，因为附近的病友和医护都会催促她早点睡觉。在方舱，她有了几十个“家长”“班主任”。
一些患者直到出院都没睡安稳过。周玉婷觉得，跟几百人“共处一室”，很别扭，担心自己睡相不好。张兵说，脸上蒙着眼罩和口罩，很闷，因此他会在白天给自己安排很多事情，累一点，夜里好休息。
刚进方舱时，张兵夜里老醒。体育馆的顶灯照得他有点恍惚，整个人被一种不真实感笼罩。他得揉半天眼睛，看清身边有人睡着，有人玩手机、起夜，有护士走动，又觉得心头一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在方舱医院，“五味杂陈”。
陈军总是等到别人都睡着了，偷偷在被子里换贴身衣物。不过，他觉得这里已经够好了。在重症病房，为了方便抢救，有病人一丝不挂，只是盖上被子，或是“穿”一件蒙住身体，从背后系上的“布”。
但也有人不在乎这些，洗完衣服后，把内裤随手晾在床头。
缝隙
夜里，看着几百张病床上齐刷刷躺满患者，刘连梅心里不是滋味。“总觉得大家是遭了难，来这里避难。”
她1小时巡场一遍，见到病人的被子掉到地上，就帮忙盖好。她想到了自己睡觉不老实的儿子。
刘连梅给儿子看过自己穿防护服的照片，儿子在视频时问，“妈妈你是去打怪兽吗？”刘连梅回答，“是的，妈妈已经消灭很多敌人了。”
她穿上“打怪兽”的厚重装备需要半小时，然后穿过昏暗的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半污染区通道进入方舱。她反复接受过培训，但看到几百名确诊患者，还是心里发怵。
医护人员都是第一次同时面对上百名病人。“和每个人只交流10分钟也忙不过来。病人长时间在这里，也没啥事，和医生沟通就是基本需求。病人喊你，你不沟通也不好，但是一有需求就进去，费一套防护服不说，穿就得半小时，耽误时间。”本地医生韩光说。
平常，医生很少和病人产生私交。这次，他们给病人留下微信、建立微信群，几十名在外面的医生也可以分担工作。
为了方便方舱内外沟通，湖北省肿瘤医院的医生胡胜把自己的手机带进方舱，不再拿出来。后来，他又把自家的iPad放了进去，他想让患者看医生更清楚些，减少恐惧。
几天后，方舱给医护人员配备了几部工作手机。他们的经验后来被其他方舱管理团队学习。
刘连梅来自省外，她遇到的困难还包括理解武汉方言。方舱内的病患以中老年人居多，很多只会说方言，需要会普通话的本地人帮忙翻译。
一次，刘连梅的同事听到有人吵架，赶紧跑过去劝架，还问一边的周玉婷，“他们怎么又吵起来了？”其实，两个中年男人是在互相问候“几码赞过早？”（什么时候吃早饭），因为武汉话听起来凶狠，她误会了。
方舱内偶尔发生纠纷，大多是因为病友不服管，比如不配合垃圾分类，或是往开水机里倒水。在洗衣服的地方，有人批评前面的人不把洗衣粉归位，两人回到方舱里还在吵，吸引了一群人看热闹。
这些纠纷让刘连梅感到了生活的气息，“说明把这里当家了。”头几天，方舱气氛压抑，广播放笑话缓解气氛。只有一个阿姨很活泼，拉着人聊天，还和别人打趣刘连梅长得高，“你们猜那是男的女的。”
她觉得，转折点是方舱第一次有患者出院的时候。“就像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大家有了信心。”
她更怕病人有需求也不说。“很多人感到羞耻，觉得在里面什么事情都要找我们，是麻烦我们，因此被动地等我们给，很少主动要。”
张兵记得，第一次外面送卫生巾进来时，12包立刻就被分光了。他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但大家都不好意思张口，第二天便自作主张上报了更多包的需求。
一个年轻人上卫生间时打湿了鞋子，犹豫了很久才找护士要拖鞋。刘连梅记得，年轻人很认真地解释自己为什么需要拖鞋，拿到拖鞋后又解释了一遍，前后反复道歉，说麻烦护士了。
“其实他不需要说那么多。我们不会评判他的需求，他也不必为此感到羞耻。”刘连梅说。
耻感有时来自社会。
曾有报道未给方蕾和小梦化名，甚至刊出了小梦未戴口罩的照片。小梦同学的家长打电话到学校，问班主任小梦是不是得了新冠肺炎，还表示，希望开学后小梦暂缓去学校。老师这才知道小梦一家在方舱医院。
方蕾说，在她老家黄陂的村子里，村民对她患病有议论。方蕾在新闻里看到，部分她以前做过生意的地方不欢迎湖北人，还有新闻说某些地方举报湖北人有奖。
小梦对这些还不知情。住进方舱医院，她告诉了6个最好的朋友。“她们都鼓励我，让我加油，说一定会好的。”其中一人还告诉小梦，学校组织学生录视频到方舱医院播放，她退出了，因为她想直接到方舱来探望小梦。
周玉婷和付巧主动告诉同学自己在方舱医院，她们没觉得不好意思。周玉婷还会每天把方舱里的伙食拍给同学看，“我吃得比她们都好”。她说，同学们对方舱很感兴趣，经常发来有关方舱医院的图片和视频，问是不是真的，方舱里的设施到底好不好。
再见
如今，张兵和周玉婷已经出院。陈军几次核酸检测结果在阴性和阳性间反复。如果连续两次核酸检测是阴性，且呼吸道无明显症状，他也将出院。
出院前，张兵转交了自己区长的袖章、临时党支部的工作手册和党旗，又叮嘱日常工作的注意事项。这个热心的中年人没有退大大小小的方舱医院群，看到病友需要物资，他帮忙协调。
一名医生告诉记者，最近几天，这里每天的出院人数都在50人上下，入院人数则在30人上下，开始出现“床等人”的情况。
10年前，刘连梅到武汉旅游过。这次来武汉，她坐着大巴在晚高峰经过雄楚大道，一路见到最多的是急驰而过的救护车。
相比10年前，武汉多了很多摩天大楼，但看到空空如也的城市，她感到凄凉，“这座城市真的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她在当天的日志里写道。
同一天到达的广西医疗队的护士说，坐着大巴，看到空荡荡的城市，很多同事都哭了。刘连梅盼着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关闭的那一天。
方蕾希望这场疫情尽快过去。她常年出差做服装生意，是家里的顶梁柱。2017年，她出车祸，全身多处骨折，只躺了一个月就继续工作。
她读书少，讨生活艰辛，她希望小梦不再走自己的老路，给小梦报最好的培优班。
小梦说，疫情结束以后，想参加一次闺密们的聚会。因为要上培训班，她错过了此前的每一次聚会。
2月14日是刘连梅和丈夫的结婚纪念日。今年的情人节，相隔千里的两个人互相发了一条短信表达爱意，他们都在短信里写道，“今年很特别”。
2月19日至今，全国每日新增治愈病例均超过确诊病历。武汉市的医院正在重新开设急诊、门诊，逐渐回归正轨。
3月1日。武汉硚口武体方舱已经率先“休舱”，在合适的时候，其他方舱医院也将一个个“关门大吉”。病患、医务人员、环卫、保安、志愿者都会恢复正常的生活。
陈军在方舱认识了2个以前不认识的街坊。他少时住在老城区，整条街的同龄人都认识。但自打搬进公寓楼，邻里间很少来往。
陈军刚去方舱医院时，不熟悉环境，附近的病人很热心，替他拿饭、拿水果，告诉他哪里打热水、哪里比较安静，病床挨着的几个人很快熟悉起来。一问，陈军发现有2个人和自己住得很近。统一接患者出方舱回家的大巴上，周玉婷也发现，同车的人有10个和自己来自同一个社区。
他们在方舱擦肩而过。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方蕾和小梦为化名）
（鲁冲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文 见习记者 鲁冲/图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