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随着互联网浪潮的兴起，互联网企业迅猛发展，一系列数字基础设施已渗透到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效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互联网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成为城市“新基建”。

在物资捐赠方面，腾讯、美团、百度、字节跳动、快手、拼多多等66家互联网企业通过直接捐款捐物、设立抗疫专项基金等方式，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总价值约37.7亿元的支持。在信息传播方面，丁香医生、字节跳动、腾讯、抖音、快手等在旗下APP产品开设防疫专区，及时传递疫情最新进展，普及防疫权威知识。在心理援助方面，美团联合心理咨询机构，为奋战在湖北省一线的医护人员、确诊病人、被隔离观察患者及其家属免费提供心理倾诉、心理咨询援助服务。在保障民生方面，美团、京东、拼多多、等各大电商/物流平台，高效配置资源，保障医护人员及普通百姓的一日三餐。其中美团率先推出无接触式配送服务，最大努力保护用户和骑手健康安全。在复工复产复学方面，钉钉APP、腾讯教育、美团大学、飞书、中国电子兰信移动等平台，为线上办公、停工不停学等提供技术保障和服务支持。在社区管理方面，腾讯、苏州科达、新世纪物联科技等公司开发电子出入证，门岗扫码放行，体温记录等社区通行方案，实时进行身份识别及预警记录上报，在疫情期间强化社区数字化管理。在科技赋能方面，腾讯、百度等企业积极贡献技术能力，为社区管理、药品研发、疫苗研制贡献力量。

区别于传统企业，互联网企业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主要归结为三点：

一是具有平台影响力，是推进平台企业履责的领导者。互联网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更注重发挥自身的平台影响力。一方面，以平台企业为核心，带动平台企业共同履责。以盒马鲜生为例，与餐饮、酒店、影院、百货等行业开展跨行业“共享员工”行动，截至2月底，盒马已与40多家企业达成“共享员工”合作，超过3500人在抗击疫情期间临时在盒马“上班”，解决现阶段待岗人员的收入问题。另一方面，平台企业主动承担中小企业帮扶责任，大手拉小手，对平台成员的履责行为给予激励性支持。阿里巴巴与蚂蚁金服发布《阿里巴巴告商家书》，推出六大方面20项特殊措施，包括减免平台商家经营费用、提供免息低息贷款等，用来扶助中小企业发展；美团启动七项商户帮扶举措，启动3.5亿专项扶持资金支持全国商户恢复经营；腾讯云推出中小企业战疫帮扶计划，免费为超过10万家中小企业提供海量云资源和协同办公产品；飞书、巨量引擎等产品联合启动“中小企业护航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免费认证、免费课程、运营扶持、生意转化、远程协作等服务，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二是具有社会企业属性，核心业务成为城市新基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领航者。

区别于传统企业，互联网企业的业务渗透到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能承担起部分民生保障功能和城市新基建的角色。互联网企业能更多的将民生所需与业务相结合，在捐钱捐物之外，捐业务能力、捐民生服务，实现业务增长与慈善公益双赢的局面。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提出“社会企业”的概念，强调“传统慈善方式不具备造血功能，社会企业创新性、可持续性更强”。社会企业更善于利用自身业务优势，用商业手段切实解决社会热点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以美团为例，早在2017年，美团点评在完成新一轮40亿美元融资时就宣布“建设更加开放合作、与全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企业”，创始人王兴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社会的需要就是企业的机会”，提倡将公司的战略布局甚至核心业务，与行业发展以及社会福祉结合在一起。在此次疫情抗击中，美团充分发挥业务优势，在保障民生、助力社会秩序恢复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美团外卖为武汉医护人员免费配送餐品，并率先在武汉试点“无接触配送”服务，美团单车在全国免费发放上230万张免费骑行卡，在湖北调运超过30万辆单车，累计免收骑行费用超200万单，解决因武汉公交停运机动车限行带来的医务人员通勤问题。美团大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武汉骑行单次时长和距离，都较以往提高了60%以上。美团买菜最大限度维持武汉22家站点的正常运营，保障防疫一线的食材供应。快驴进货为全国34座医疗机构、防疫部门开通“绿色服务通道”，为医疗部门提供安全放心的新鲜食材，专人对接、优先配送。美团无人配送中心联合美团买菜北京顺义站点，使用无人车，重点面向封闭社区进行配送。疫情期间，当城市被按下暂停键，美团提供的这些服务成为城市新基建，为公众送上新鲜蔬菜、必备药品、可口饭菜，更连接了一个个“孤岛”生态，为大家带去温暖和希望。

三是参与社会治理，是政府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的协同者。

2019年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做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决定》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快速发展为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营造了特殊的新环境，也给政府的危机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遵循4R原则——缩减（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恢复（Recovery），对应到本次疫情中来看，即迅速降低疫情的影响、防范疫情进一步扩散、迅速响应采取措施、疫情结束后恢复社会秩序。互联网企业具有足够庞大的受众群、足够强大的数据优势、足够灵活的业务优势，在疫情抗击过程中承担了很好的协同治理功能。一方面互联网企业承担部分“发声人”的角色，实时更新疫情动态、及时发布科普辟谣贴，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恐慌情绪；准确提供防护知识，开辟在线问诊的功能专区，缓解就医压力，帮助大众做好防护、降低感染风险。一方面互联网企业承担部分民生保障、秩序恢复的功能。京东持续发挥供应链、物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全力支持湖北及全国的抗击疫情战役，保障供应；盒马鲜生发起临时“共享员工”，与餐饮企业协同互助保卫“菜篮子”，也抱团解决餐饮企业的发展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