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召开记者会，表示自己“没有想法将公司的经营权继承给子女”，而涉及到继承的指控，也成为涉及到李在镕的一些指控中，最核心的一项指控。

当地时间6日，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召开记者会，就公司经营等问题向全体国民致歉，并称自己“没有想法将公司的经营权继承给子女”。

李在镕在记者会上宣读了一份1000余字的道歉声明，其中提到，三星从创立至今的发展历程，应当归功于所有国民的支持与厚爱，但在公司经营的过程中，未能严格遵守法律和道德底线，也未与社会进行良好沟通，就此向全体国民道歉，“虽然我们的技术与产品赞誉全球，但世人看待三星的视线却依旧冷淡，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

此后，李在镕针对被法院指控的公司继承事宜时表示，有关三星的许多外部争议，都源自于继承的事宜，从今以后，自己将所有的精力投资在提高公司的价值方面，承诺不会再因继承人问题引发争议，“尤其是，虽然我一直都这么想，但由于外部的经营环境变化的缘故，一直投入在经营的第一线，因而没有机会对外表达，因而通过这个机会，我将明确表示，我没有计划将公司经营权交由子女继承。”

与此同时，李在镕在道歉声明中还表示，针对三星旗下一些子公司由于妨碍工会正常运作而被捕的情况，他将保证工会的正常运行，保障职工的基本权益，谋求企业与工会、职工间的和谐相处，并倾听更多来自社会各界、市民组织及媒体等多元化的监督声音。

“我将在此承诺，遵守法律将成为三星此后发展的最大核心价值，而从我本人开始，将遵守法律当做无法妥协的价值观。为此，我将保证，三星合规监督委员会即便是在关于我的审判结束后，也将持续性的独立运营，并为三星的守法合规提供更多建议。”李在镕表示。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这次致歉是三星成立以来第三次由实际控制人对外进行道歉，也是自2015年，因三星集团旗下三星医疗院出现大规模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交叉感染而道歉后，时隔5年再次进行道歉。

本次道歉的进行，则与李在镕正在面对的法律危机有关。2016年，李在镕因在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干政”丑闻中，特别检查组提出李在镕为了在继承三星的过程中，获取便利而向崔顺实控制的财团捐赠，并以贿赂等多项指控提起公诉，在一审被判决有期徒刑，但在随后进行的二审中获缓刑释放。

此后，调查李在镕案的特别监察组向韩国最高法院（大法院）上诉，目前正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而今年1月，由前任大法官、法律专家及学者组成的“三星合规监督委员会”正式成立，韩国最高法院方面对此进行正面回应，表示若该委员会能够保证其独立运作，则可以作为判决的量刑依据之一来考量。

今年3月，该委员会向李在镕建议，针对继承权争议、保障劳工权益、倾听多元化声音及保证委员会的独立运营等“四大问题”，向全国民众道歉，随后李在镕接受该建议，并表示由于韩国本土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三星内部处于非常状态，因此将道歉的时间从原定的4月推后至5月。

主要研究企业法的韩国律师朴昌玟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道，在涉及到李在镕的一些指控中，最核心，且涉及到的量刑最高的一项指控，便是是否为了顺利完成继承，而采取了包括捐赠、做假账等非法手段，而这与韩国国内对于继承收取高达40~50%的继承税有着密切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在就“四大问题”表达了看法后，李在镕表示，自2014年父亲李健熙倒下，其为了公司付出了所有的力量，而对于未来的洞察力及挑战意志就是最大的收获，虽然目前来自竞争对手及外部局势的危机仍然严重，但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民众所表现的高度自觉性，也让其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因此三星将不分性别、年龄与国籍，致力于吸引更多的人才，以携手共同克服危机。

一位要求匿名的三星内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做本次道歉之前，三星内部对于是否要对于所有问题“全部道歉”存在一定的争论，但李在镕本人最终力排众议，在内部会议上表态将道歉声明视为三星电子重新出发的一大契机。

韩国高丽大学政经学院教授李国宪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李在镕的本次宣言，意义不亚于彻底改变三星未来走向的“三星新经营宣言”，这对于三星自身，乃至韩国的财阀体系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韩国的大型企业多以财阀的形式组成，而维持财阀体系的根基，就在于以血缘家族关系组成的联合体，这种体系在企业运营初期，因决策的迅速性而存在一定的利好，但公司经营至一定规模后，则开始暴露出经营不透明、政商勾结等问题，因此三星的本次宣言，实质上也是对于持续了数十年的财阀体系发起挑战，与三星放弃财阀通过循环出资（注：即各个公司间相互进行控股，以保证财阀家族能够用较少的资本完成对于集团的控股的模式）来维持经营权的方式，成为向西方国家的企业体制进行转型的重要一步。”李国宪表示。

李国宪认为，在“闺蜜干政”丑闻期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的游行中，关于“清算财阀”、“审判三星”等口号多次出现，侧面体现了韩国民众对于目前财阀体系的不满，因而李在镕就任以后的几年，相比于此前的三星，在社会参与及形象方面的投入更加具体化，且更开始重视企业在社会上的形象，这也是韩国的财阀试图逐步走出以“政商勾结”等负面形象所进行的自我拯救。

韩国经济研究院的首席分析师郑勤泰（音译）也提到，本次道歉信从内容及措辞来看，超出了此前外界对于李在镕道歉信的预期，并认为，由三星开始的这轮财阀改革的步伐，将会影响其他财阀企业，乃至韩国经济。

“此前外界多认为，李在镕只会接受四大问题中一两个问题的道歉提议，而无论是此前李在镕决心解散维持了数十年集团战略枢纽部门，还是这次宣布放弃继承子女，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是一段痛苦的过程，但对于扭转韩国民众对于企业的形象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和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