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企业所生产的塑料农膜。

本地塑料制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高端定制样品。

张店紫荆园小区附近早市上,商贩正在售卖塑料方便袋。

2020年1月19日,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该项新政也被称为新“限塑令”,以区别于2008年推出的“限塑令”。

从“限塑”到“禁塑”,不仅表明了国家对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问题的高度重视,更反映了“白色污染”破坏环境的严峻形势。从集市、商超到快递、外卖,从塑料制品批发商到生产企业,新“限塑令”的出台在影响着百姓生活的同时,也对与之关联的众多行业产生着重要影响。

严控“白色污染”势在必行,在经过了旧版限塑令的12年曲折探路后,限塑新政又将剑指何方?

集贸市场的“塑料生计”

9月22日清晨,张店区紫荆园小区附近的一处早市。

年过半百的老孙在一车黑白混搭的塑料方便袋堆里,几乎没有抬头的时间,这也是在过去3年间,老孙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

“一天能卖300多块钱的袋子,平均算下来,能有四五十块钱的收入。”

从批发市场进货,到早市倒手卖掉,没有卖肉过称时的斤斤计较,不怕蔬菜过夜后的溃烂损失,同处零售端口的老孙和他的塑料方便袋,似乎永远不会存在“赔钱”的可能。

“大家都很忙,在生意好的时候,几捆袋子很快便用完了,我得来回走着看,需要袋子的得赶紧给人家补上。”

比起售卖塑料方便袋,老孙更像是这处早市的“管家”,为这里的商贩们售卖着“方便”。

售卖小米的王燕娥在这处早市谋生也有6年的时间,卖出的小米都要用塑料方便袋盛装,作为老孙客户中的一员,王燕娥每天都会购买五六捆塑料袋。

“塑料方便袋是早市所有商贩的必备品,平时很少见到有小区居民持环保购物袋前来买菜,如果没了塑料方便袋,还咋做生意?”王燕娥说。

从公众体验的共识上不难看出,与环保购物袋相比,塑料方便袋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而这还不是后者“便民”的全部,如市民将塑料方便袋带回家后,还可以将其作为垃圾袋使用,而丢弃垃圾时的随手一抛也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

但在“方便”的背后,塑料方便袋所带来的环保问题,却与12年前的旧版“限塑令”和即将实施的新“限塑令”相悖,其不可降解的特性对自然环境有着不可逆的破坏。

记者进而走访了张店多处早市及便民市场后发现,与紫荆园小区附近早市的情况如出一辙,在众多像老孙这样的贩卖塑料方便袋商贩的“串联”下,样式各异、规格有别的塑料方便袋在几乎没有任何管束的情况下,以必备甚至是赠品的身份进入平常百姓家,继续“演绎”着白色污染与环境保护间的纠葛与对抗。

外卖行业成塑料新“战场”

根据已有报道,2019年中国外卖行业交易额将达到6035亿元,同比增长三成,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同时带来的是海量塑料垃圾。限塑新政对于眼下蓬勃发展的外卖行业也给予了重点关注,对于外卖行业存在的问题,新政提出,全国范围餐饮行业将在2020年底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从地级城市到区县,餐饮堂食服务将逐步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9月23日上午,在张店区科苑便民市场,郑海鹏经营的一家连锁粥店,因主打线上订单,对一次性餐具的需求量非常大。

“不用不行,我们是连锁店,所有餐具都是品牌总部统一提供的,餐盒、筷子、塑料袋,成本便接近三块钱了。”郑海鹏告诉记者,对于客户而言,外卖配套的餐具用完后都会扔掉,节约成本也因此成为外卖商家首先考虑的问题,目前他的店在外卖平台上标注的餐具费只有2元钱,因此每接单一份外卖,便要赔一元钱。

同在该便民市场做外卖的胡杰介绍说,绝大多数外卖商家所用的一次性餐具都是从批发商处订货,一整套塑料餐具的进货价约为2元钱,以他经营的便当店为例,每天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量约为70套,在同行间仅处于中游水平。

9月24日上午,记者还就此走访了位于山东博发综合批发市场的一家一次性餐具批发公司,公司负责人花女士告诉记者,目前,外卖行业常用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批发价每只在0.1元左右,而纸质环保餐盒约为每只0.8元,材质较厚的食品级塑料餐盒与纸质餐盒的批发价基本相同,而同样的价格,食品级塑料餐盒却比纸质餐盒的销量要高数倍。

“除此之外,用于打包外卖的塑料方便袋销量也很大,除外卖商家外,超市和便民市场对于中小号塑料方便袋的需求量也很大,以市民常见的中号塑料方便袋为例,批发价约为每公斤13.5元。”花女士说。

9月24日,记者随机走访了位于淄博中心城区的多家大型超市,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几乎所有大型超市在收银台处均有塑料方便袋出售,根据规格大小不同,售价从0.3元到1元钱不等。而回顾此前颁布实施的旧版“限塑令”不难看出,在过去的12年间,塑料方便袋作为日常消费市场的一种刚需,已然变身为帮许多大型超市盈利的一种商品。

管控“白色污染”应溯源头

梳理发现,限塑新政涵盖了过去几年广受关注的品类:不可降解塑料袋、农用地膜、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等。在具体应用场景上,商超、集贸市场、快递、外卖等领域为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重点。那么,面对即将实施的新“限塑令”,处于源头的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又在发生着哪些变化?

9月25日上午,淄博齐锐塑料包装制品厂经理赵兴旺告诉记者,自2013年建厂以来,企业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产品销售范围以山东为中心,辐射周边五六个省份,年销售额近千万。

“在塑料包装制品领域,因淄博本土企业数量较少,区域上很难形成规模,为响应国家的环保要求,企业也提前进行了布局。”赵兴旺说,目前,企业已将客户群体瞄准高端定制企业,生产线也都增设了加工制造可降解材料包装制品的功能,而随着新“限塑令”的出台,企业的订单数也在明显增多,客户对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9月26日上午,淄博神农塑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炳春介绍说,早在旧版限塑令颁布后,公司便对产品做出了调整,于2016年成功完成了转型升级,目前生产的产品均为PO膜、EVA膜等高端农膜产品。

“根据转型升级的要求,目前我们的新建工厂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主要生产可以过滤掉有害光,将无用光转换为有利光的高分子分光生态膜。”赵炳春坦言,新项目从审批到项目落地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司也将继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争取为中国农膜企业的转型升级树立典范。

调查中记者发现,眼下的塑料产品基本是一次性使用,回收渠道不健全,回收效率和价值比较低。新“限塑令”的进步在于着眼整体塑料循环产业链的构建,提出了构建塑料回收管理体系和步骤,从不同的层面上发力,如规范企业的生产,健全垃圾回收体系等,配套的监管、政策和科技研发方面也有了比较全面的框架和体系规划。

也正如赵兴旺和赵炳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经过了旧版“限塑令”的12年曲折探路,落实新“限塑令”不能重复完全依靠消费者“自觉”或超市“有偿使用”的简单治理思维,应先理顺哪些企业在生产违规的塑料制品,从源头对“白色污染”进行管控。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姜涛　见习记者　李振兴　孙良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