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里，我们把需求增长超过收入增长的物品称为“奢侈品”。医疗服务的需求就具有显著的“奢侈品”的根本属性。

医疗费用增长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国内外学界对此有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尽管对此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osephNewhouse的研究结论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基于对美国1940-1990年医疗费用增长的研究，他发现人口高龄化对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只有2%、医疗保险的影响为10%、收入增长的影响接近23%。总体而言，根据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数据，这几项可测量的非技术性因素对美国医疗费用增长的贡献率不足35%，而那些不可直接测量的因素基本可以归结为医疗技术进步，其影响程度高达65%。

基于这样的研究认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中国医疗费用增长的问题呢？根据最近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大家注意到中国人口的高龄化速度在不断加快，这很容易让人想象高龄化必将导致中国未来长期面临的医疗费用增长问题。

基于2010-2020年的统计数据，我们观察了31个省（直辖市）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的分布及其增长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高龄化与医疗费用增长的关系。

从“六普”到“七普”，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0-14岁人口增加了1.34%，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5.38%，而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则减少了6.72%。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简单观察可以看出，各地区随着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增加，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的确明显有所增加，因此高龄化确实与医疗费用高不无关系。

然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表明，高龄化并非医疗费用的决定性因素。收入增长既提高了人们的购买能力，也增加了人们对某些特殊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特别是医疗服务这样的“奢侈品”消费。

基于我们关于中国医疗费用增长的初步研究，在60或65岁人口占比作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虑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受教育年限、城市人口占比、非公立医院占比、平均预期寿命等解释变量。结果发现，在影响各省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的所有因素中，高龄人口占比的作用已经变得很小，且在统计学上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公医院的占比。这意味着，相对高龄人群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社会力量办医对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强。换言之，应对医疗费用增长的长期挑战不应简单地盯上高龄人群“打主意”，而应开阔视野和创新，包括从医疗服务可及性以及社会办医促进市场竞争的角度进行全面思考。

通过初步的计量观察，我们针对医疗服务需求与健康中国的问题得出以下基本判断与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奢侈品”是医疗服务需求的根本属性。

我们应该认识到，医疗服务需求具有“奢侈品”这一根本属性，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服务需求是人类不断发展带来的需求。二是医疗服务需求是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而产生的需求。三是我们还应重视医疗市场竞争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尽管医疗市场具有若干特殊性，但社会办医事实上能够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客观上发挥了约束医疗费用增长的积极作用。

未来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两方面内容：一是医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影响，二是医疗服务需求与健康促进的关系。

第二，对完善相关政策的几点启示。一是调整退休政策。人类正迈向长寿社会，这既是现实情况，更是人类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因此，退休政策应加快从强制退休转型为自愿选择，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元的个人偏好，从而更好地发挥个人的主动作用。二是放开生育政策。基于中国近年的实践与世界各国的长期经验，我们意识到发展才是“最好”的优生方法。因此，全面放开生育的行政干预已经势在必行，这无论对优生还是促进人口增长红利都是国之上策。三是加强新医学技术的经济学价值评价。医疗技术进步是医疗服务需求的决定性因素，加强新医学技术的经济学价值评价是完善国家医保制度的重中之重。

（作者 刘国恩 系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