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袭来，他临危受命，古稀之年逆行出征武汉，因胆囊炎发作而接受胆囊摘除手术，成无“胆”英雄；抗疫“战场”，他冲锋在前，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他在抗击“非典”时立下的铮铮誓言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又一次兑现。

他就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8月11日，他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沾了全国医护人员的光，沾了中医药的光，被授予的国家荣誉称号不是给个人的，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张伯礼一如既往的谦逊。

临危受命 为中医药战“疫”不遗余力

“晓飞江城疾，疫茫伴心悌。”今年72岁的张伯礼“出征”武汉时填词如许。

“疫情来了，医务人员必须上前线。”1月27日，农历大年初三，正在天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的张伯礼飞赴武汉，作为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投身抗疫最前线。

疫情初期，病毒猖獗。

张伯礼回忆道，刚到武汉时，疫情形势正值最严峻的时刻。医院里人满为患，各类患者交织在一起，极易交互传染，情况远比想象得严重。

深入了解疫情后，张伯礼和专家组认为，要迅速采取措施，对疑似、发热、密接和确诊等四类人进行分类管理、集中隔离。

他们同时认为，隔离而不治疗，只成功一半。一是有可能延误病情，二是增加恐慌情绪。要采用“中药漫灌”方式，让患者普遍服用治湿毒疫的中药汤剂。

严格的隔离加上普遍服用中药，四类人中确诊新冠肺炎的患者比例逐步下降，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

“一定要有中医药阵地，有阵地，就能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尽快拿出治疗方案。”张伯礼说。

在张伯礼看来，整建制承包方舱医院，按中医的理论指导治疗，可以观察出中医药疗效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指导治疗。于是，他与同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的刘清泉写下“请战书”，提出筹建一家以中医药综合治疗为主的方舱医院。

2月12日，张伯礼率领由来自天津、江苏、湖南、陕西、河南等地的35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医医疗团队进驻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

身着写有“老张加油”防护服的张伯礼问诊患者，看舌象、摸脉相，对症拟方……他白天指导临床会诊巡查病区，晚上召集会议研究治疗方案。

因连日劳累，饮食不规律，张伯礼胆囊炎发作，于2月19日凌晨接受微创胆囊摘除手术，他调侃道，“这回我把胆留在了武汉，更加与武汉市民肝胆相照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劝说张伯礼回天津休养，但他回绝得很干脆：“仗刚开始打，关键时刻怎么能撤离前线呢？”

手术结束的当天，张伯礼就在病床上架起了小桌办公，“我要指挥战斗，虽然不能到现场去，在这里也一样。”

住院期间，张伯礼还拟诗一首，以表情怀：抗疫战犹酣，身恙保守难，肝胆相照真，割胆留决断。

截至3月10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的564名患者中无一例转为重症，无一例复阳。

“在某些临床关键环节，中医药能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张伯礼说。

在张伯礼的推动下，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武汉16家方舱医院累计收治患者超过1.2万人，每个方舱医院配备4至8名中医药专家，同步配送清肺排毒汤、宣肺败毒等方剂，中药使用率达90%。

3月19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现有疑似病例首次全部归零。这一天恰逢张伯礼72岁的生日，“学生们不知从哪儿寻来一个蛋糕，其实‘武汉清零’对我而言就是最好的祝贺了。”

医者仁心 救死扶伤从一家乡村卫生院开始

20世纪60年代末，医学院校毕业的张伯礼来到渤海之滨的一家乡村卫生院工作。在那里，他看到老中医用普通的中草药配方治疗病痛，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让他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虚心向老中医学习。

70年代初，张伯礼又在中医班脱产学习了二年半，上午上课，下午跟师门诊，晚上集体讨论，从此真正走进中医药的殿堂。

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考试，在中医药领域刻苦钻研多年的张伯礼顺利考上天津中医学院的首届研究生。

卫生院的经历使他真切感受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那段青春岁月里，他整天脚踏自行车、背着大诊包，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奔走在田间小路、海上渔船、建筑工地……他总是精神饱满，认真治疗每一位患者，也从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是患者培养了我们，无论多么辛苦，靠自己的医术救死扶伤，为他们解除病痛，我很有成就感，用最少的钱把病人治好，就是我的职责和任务。”张伯礼坦言。

随着对中医药研究的深入，张伯礼取得了众多成绩和荣誉，也同时身兼数职：科技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专家组组长、全国名中医、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全国人大代表……

然而他的初心从未更改：不断推行中医药现代化，为国家培养中医药人才，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夯实中医药发展之基。

扩大中医诊所覆盖面，中医人才是关键。

担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的近20年间，张伯礼提出品德、能力、中医思维“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倡导成立全人教育的“勇搏励志班”。

他捐出何梁何利奖、吴阶平医学奖、世界中医药贡献奖、岐黄贡献奖、树兰医学奖及各种科技进步奖的奖金400余万元，在学校设立了“勇搏”基金，奖励立志成才、品学兼优的学生，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坐下来能看病，站起来可演讲，闭上眼睛会思考，进实验室能科研。”这是张伯礼对一流医生的期许，也是对学生们最大的期待。

“我刚学医时只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现在经验丰富些了，应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一个好医生的基本条件是热爱、学习、担当、奉献，把对患者的关爱放在第一位。”张伯礼说。

身处治病救人一线，张伯礼深刻地感受到老百姓看病难、中国基层医生现状不容乐观等问题。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他积极奔走呼吁，要加快实施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和在职人员培训，提高全科医生医疗水平和薪酬待遇，这是缓解大医院就医压力、解决百姓看病难的关键所在。

他还十分关注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十几年前就倡导和力推在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建设“国医堂”，让群众在基层享受到中医药服务。

传承发展 “老中医”开出“新处方”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全过程、全方位深度介入，在各阶段都发挥了独特作用，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优异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中医药人的传承与创新。

发展大中药产业、推动设立《中医药法》、培育中医药人才……多年来，“老中医”张伯礼为中医药的发展不断开出“新处方”。

“中医学虽然古老，但理念并不落后，落后的是技术。将中医药的理论优势与现代科技结合，就能发挥优势作用，取得原创性成果。”张伯礼说。

一粒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六味地黄丸如何在技术的加持下“焕发新生”？2015年，张伯礼领衔完成的“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古老的中医药赋予现代科技内涵。

临床准确定位、药效物质整体系统辨析、网络药理学、工艺品质调优和数字化全程质控……中成药二次开发可以实现药品从原料到制剂的全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二次开发可以回答像六味地黄丸一样的中药，其药效物质是什么，留哪些东西，扔哪些东西，控制哪些东西，这些都要靠扎实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张伯礼说。

“中医走向国际，一是人家有需求，二是我们要有能力。走出去主要靠标准引领，标准要先行，科技是基础。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先练好内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张伯礼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事实上，在科技的助力下，近几年中医药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张伯礼曾讲起他一个德国学生的故事：这位德国学生因为喜爱中国文化，到中国拜张伯礼为师学习中医，回到德国后开了一个中医诊所，收治了不少病人，还有病人不远千里找他看病。

这名“洋中医”已经毕业多年，在当地小有名气，还频繁到欧洲的一些大学讲课。“洋人讲授中医、介绍中医，效果非常好。”张伯礼乐于看到中医走出国门，被世界认可，他自己也是中医走向国际的积极推动者。

疫情期间，张伯礼曾在几十场海外连线中，将中国抗疫经验分享到多个国家。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2020年人类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尽快战胜疫情。分享中国的经验，我们从不保守。”张伯礼说。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与意大利、德国、日本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流过中国的中医药诊疗方案、有效方药和临床经验。截至目前，连花清瘟胶囊已在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上市许可。

“中西医结合救治是我们中国方案中的亮点。疫情不分国界，希望中医药能帮助更多国家和地区战胜疫情。”张伯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