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正式公开发布，标志着成渝地区发展进入新阶段。

双城经济圈建设对完善我国空间战略格局意义重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空间布局由沿海开放的黄金海岸一条边、江海联动的T字形布局，逐步向多极支撑、中部崛起、陆海统筹的格局演进。培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一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对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多重价值。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应“一带一路”的陆海联动对外开放新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依托南向、西向、东向立体开放通道的独特优势，未来将成为支撑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性枢纽。

应对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呼应“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涉及16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已由2000年的3.5%，增长至2019年的6.6%，发展势头强劲。双城经济圈已具备较强的中心城市、相对均衡的中小城市、日趋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近20年来显著增长的科技创新实力，都大幅扩大了其内需空间。随着铁路枢纽和机场群的快速建设，也使其对外交往能力有了质的提升，未来必将成为双循环格局下的新发展高地。

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立足“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的西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将提升我国构建更稳定和平国际环境的能力，而环抱蜀地的峻岭，纵贯蜀地的大江大河也多为事关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双城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可有效增强城镇化地区的经济人口承载力，引导人口从生态功能区向优势重点发展区域集中，对保护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意义重大。成渝地区作为我国西部人口总量和密度最大的地区，如能就近就地稳定上亿人口和数千万的非农劳动力，并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对化解我国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同样意义重大。

双城经济圈是我国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排头兵”

国家层面一直高度关注成渝地区的发展，早在2011年，国务院就批复同意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6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此次提出双城经济圈的概念，是对行政等级制和行政边界下的属地治理方式的进一步创新。川渝两地将重点关注和解决跨界协同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互相提携共同发展，最终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川渝大家庭。

2000年后，抛弃传统中心地理论中的等级结构、寻求实体世界和虚拟链接世界的网络化互联互通社会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新动态。其实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规律一直是清晰的，即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人口、土地及功能圈层扩张，以交通廊道、基础设施廊道、各类资源廊道为轴带强化联系等规律没有改变。都市圈的发展建立在中心城市壮大的基础上，城市群的发展同样依赖于都市圈的支撑，这是一个渐进的城镇体系发育程度不断提升和优化的过程。真实的人口经济要素联系决定着地区发育所处的阶段，强化中心城市、都市圈还是城市群的抉择皆由此而来。

据分析，成渝地区尚处于强城、建圈、望群的阶段。如强化中心城市时，持续在中心主城叠床架屋，可能“画地为牢”；如将强城和建圈相结合，可以更好实现近域协同。选择后者会形成都市圈尺度的资源差异化配置，既治“大城市病”，又可强区域“大城”，实现都市圈中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重庆、成都两大都市圈发展能级的提升，会产生更大的辐射带动能力，惠及城市群的外围地区，实现更大地域、更为均衡的发展。以经济区为抓手的市场机制比以行政区为抓手的分配机制更具前景，期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够把握机会，率先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对全国的高质量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双城经济圈将成为我国探索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样板

解决问题必须要找到症结所在，否则只能“治标不治本”。正如通过城市风貌设计无法真正解决“千城一面”问题，一套考核标准应对不同尺度、不同区位、不同本底条件的城市必然导致所有城市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区域协同或合作的关键，是在各地差异化发展基础上，通过利益交换形成利益共同体。《纲要》强调差异化施策找准了症结所在。成渝地区城镇体系较为完整，从平原、盆地、江河槽谷到高山峡谷地形地势丰富，资源禀赋差异明显，各类聚居地对“铁公水空”各类交通方式依赖也不尽相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成为寻求差异化发展、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建立利益交易市场的样板。

画地为牢、封闭发展是依据“短板理论”定成败，打破行政边界约束建立互联互通的统一市场则是以“长板理论”论输赢。坚持差异化引导，发挥比较优势，做强“长板”，建立市场化交易规则，以他之长、补己之短，是区域协同的重点，也是寻求不同规模、不同区位、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大中小城市协同、城乡融合的必由之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差异化发展的探索，对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条件差异较大的广域人口大国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